笔者祖籍浙江绍兴，寄籍番禺县捕属，幼小时在家族和戚串中曾及见上一两代的世伯叔和太世伯叔，此辈老人对于濠畔街西头（濠畔街在今解放南，其东头与高第路口相对，其南则为大新路）特别富于感慨。所以这篇忆述，就从濠畔街说起。
一、19世纪时期濠畔街的盛衰情况
据经历过19世纪中期、前期的老人所回溯，濠畔街西约，真可算为广州城中一处了不起的地方，在乾嘉年间，为华南的经济重心和商业重心。这里繁荣的遗迹，在清末民初还可考见的，尚有好几所当时建筑堂皇、面积占地广阔的会馆遗址，如浙绍会馆、山陕会馆、湖广会馆、金陵会馆、四川会馆等，规模都相当宏大。旅粤徽商，在濠畔街买不到地皮，另在第八甫水脚和下九甫别建徽州会馆两所，湖广新商帮与四川新商帮，后来又各因与其旧商帮竞逐发生矛盾，乃另起炉灶，在清水濠复建有新的湖广会馆与四川会馆。徽商最刻苦，而营运最努力，文化用具全为徽帮所垄断，皖属黟县的墨，宣城的纸、浙湖生产的笔，通归徽帮包运包销。至苏杭的顾绣及名贵的纱罗绸缎高等衣服用品及高等食品金腿绍酒之类，则浙绍帮与金陵帮均有经营。山陕帮与川帮的运销以药材为最主要，此外则为皮草，惟药材一项，山陕川帮所贩之西北西南产品，不能专利。实际上浙绍帮贩的贝母、于潜术（于潜术即于潜县所产之苍术白术等）、杭州菊花、淮上的枳壳枳实、山薯蓣（淮山别名）等，及湖广帮所贩蕲黄辰源间（湖北省蕲水县黄州府，湖南省辰州府、源州府等地方）的国药，实足以抗衡山陕川云西药（当时称山陕川云来者为西药）、只有最名贵的参茸熊（胆）麝等，则非西土不能获致，而非浙绍帮、湖广帮所能与争者。濠畔街西头，除会馆外则为庄口，庄口因兼具发行与货仓两种作用，是以面积皆极深广，西约南向的一排屋宇，不论为会馆、为银庄（即俗称西号，为山西人所设的贯通全国金融机构，下文另详）为各商帮货庄，因屋后临濠（即环城的旧称玉带河），无从拓展，均购地皮于隔濠对岸之华德里（今日大德西路南边的屋宇即其旧迹），加建崇楼杰阁，作为后座，而自架木桥跨濠以通。大约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以前，玉带河西段的水面之深广度，能容纳花舫（即设筵招妓之紫洞艇）的来往和湾泊，据传满清前期笙歌花酒之地，集中于西濠。（即玉带河西段出口处，旧有西水关，濠水穿新城城墙而出，与西濠会合，水关之上即为城壁，此城壁即新城西都太平门衔接老城西南角之缭垣，遗址在今太平北路）。清中叶后，花舫始渐移泊回澜谷埠对开的珠江上，成为珠江风月之场（谷埠者谷物起卸的在码头，被时花舫所泊之水面，即现在海珠南路口迎珠街口的长堤路面，未筑堤前，固一片汪洋的珠江水面，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犹及见）。广州莺花荟萃之地，人多知在谷埠与大沙头，但谷埠之前，还有所谓小秦淮者，则惟濠畔街的老土著，略有人能述其迹，今日濠畔街之濠，以盖上路面，成为涵洞下水道，鲜有知此狭窄阴沟，百五六十年前，能容花舫，号小秦淮也。当只濠畔西约之居住者与营运活动者，既均为外省豪商，而清制仕宦须回避本籍，是以凡宦粤者俱外省人，每年春节期间，各省旅粤官商，均各假其本籍之会馆以团拜，喝春酒，联乡谊。濠畔西约，一届新正，即冠盖云集。而各会馆银庄货庄后座临流之处，画舫（水上酒舫）蝉联，笙歌鼎沸，灯火辉煌，桥上朱栏，楼头绮户，一派豪华气象。浙绍、山陕、湖广等会馆门前照壁，均建有戏台，春节由元旦至元宵期间，经常连台演剧。尔时广州未建有剧院，梨园卖剧者，除下乡外，在省会惟卖会馆戏而已。
客商帮营运力最雄伟者，惟山陕、湖广、浙绍、徽州与金陵之五帮，除山陕帮经营下文另述外，湖广会馆为两湖客商之集体组织，名义自显。至金陵、浙绍、徽州等会馆，虽仅标榜一郡之名，其实则代表全省或邻省亦有附丽者，金陵与浙绍徽州三帮，殆因首到广州贸迁创业者，为江宁绍兴徽州三府人，三会馆原为此三府人所首建。其后苏浙皖人之来穗者皆以三会馆为驻足地，实际上苏松常镇淮扬之人，俱入金陵帮；杭嘉湖宁波温台之人，皆入浙绍帮；安庐凤颖池太宁国之人，皆入徽州帮。与粤毗邻之闽、赣两省，在清初尚未有人在广州执贸易界之牛耳，后来此两省人虽续建有会馆，或在濠畔街内，或不在濠畔街内，然皆规模不大。清中叶前，江西浮梁仍为皖、浙、闽茶的集散地，徽、浙三楚各商帮云集浮梁贩茶。该县属景德镇之名瓷，舳舻连接的溯赣江至航路尽处起陆，越大庾岭过南雄，抵韶关，俱用担运，至韶后改用一种河西船载运，沿北江顺流而下广州卸货后，转载广货洋货（十三公行囤销的洋货）循来路北运。当时闽赣商尚很少参加此种营运。浙帮中宁波、绍兴两府人语音相近（粤人谓为阿拉话），理宜情感较为密切，然而宁、绍人在商帮中转成首先破裂，结果宁波人终于脱离浙绍乡祠，另组宁波会馆（浙帮之宁、绍人分裂，是道光年间或以后事，因我所见过的宁波会馆与一间厝灵柩的宁波义庄，宁字已改写作甯，这是道光以后才有这种写法，因清道光帝名叫旻宁，要避他的皇帝御讳，凡地名上的宁字一律要改写作甯）。据说当时各省商帮中，仍推浙帮魄力特雄，能够不受山陕帮控制，自行组织银庄，树立经济基础。当时各省客商帮，于营运经济周转中，经常须向山陕帮的银庄所谓西号者通假，至受西号的高利贷盘剥甚深。各客商帮财力不雄，周转不灵，不得不忍受西号商的重利剥削，独浙帮却很早即能自拔，竟能自组银庄与各西号对立。同是贷款经营，浙商对浙号银庄的通假挪移，取息还较西号略轻，惟根基较逊于西号的雄厚。据前一辈的银业界浙江同乡云：同治末光绪初一个期间，广州濠畔街的浙号银庄，大受浙银业巨头胡雪岩阜生银庄倒闭的影响，几家浙号弄成一片倒风，而各西号则屹然不动云（胡雪岩为清同光间浙杭的一个暴发银业家，其暴发之凭借，由太平天国战事结束时。抚渐的左宗棠，以胡雪岩的阜生银号承办军需，后来左宗棠由闽浙移督陕甘，继续用兵西北，胡雪岩一贯为左承办军储，凭借左的政治力量，在各省省会和全国商业繁盛的都会，遍设阜生银庄支店，后忽由北京的阜生银号被挤兑不能应付，停业关门，逐牵动全国各地的阜生支号同时倒闭，江浙殷富储户多受损失）。濠畔街的浙号银庄，当阜生风潮波及，究倒闭了若干家，情况不详，但笔者当清光绪末丙午、丁未、戊申间（1906、1907、1908年，即光绪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所及见的濠畔街浙号银庄，则只有义善源与源丰润的两家，当时此两家浙号的信用声誉，远不能比西号，无何而义善源首先倒闭，接续源丰润又因挤提宜告歇业，两浙号挞欠官私款项甚巨，西号则从无倒闭挞欠情事。只有清理来往帐目，收庄歇业返晋省，清中叶以前西号全盛时期，濠畔街究有若干家西号，未能详知。惟至光绪中叶后，因广东的经济流转，已多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操纵控制所影响，西号在濠畔街的营业受到打击，早多自动结束停业返晋省去，到光绪末年，笔者所犹及见的濠畔街西号，只有蔚泰厚与百川通及新泰厚的三家，是最后收庄者，然亦均在义善源等两浙号倒闭的翌年，相与偃旗息鼓。到宣统年间，濠畔西约里，不论浙号、西号的银庄，都不复有一家存在了。
二、执银业牛耳的西号钱庄
西号多系晋人资本，间有陕人参加。各号总司理亦必晋人，副贰（即助手）的伙伴，偶参用陕人而已。清初币制是行用纯纹银的，晋号银庄东主，往往有一家独资者，拥有纯银达数百万斤。晋省何以有些人会拥有如此大量的纯银呢？从一些清人笔记中，有人臆测过，这些晋号银庄的东主，总是从发现窖藏起家。山西一省在满清入关后，制造此大量窖藏者，则为李闯王的闯军与闯将。当吴三桂借得清兵入关，李闯王迎战于一片石失败后，返到北京。撤兵向晋陕西退，将没收明末中央权贵的赃贿，捆截随军西去。时以辎重烦累，有碍行军与作战，故在晋省山谷僻处分地窖藏，后因清兵追急，闯军归陕后再不能返晋，于是此傥来的无数白镪埋藏不久，为晋人之幸运者发现挖出。此虽臆测之谈，惟当年传说甚炽。
西号银庄的组织，远在清初康雍间，而大盛于乾嘉，缘清自康雍乾以来，承平日久，物阜财丰，百多年间，一贯行用的硬币白银、铜钱两级制，各省解款都没有国家汇兑机关，至用夫役抬银数十百箱，跋涉长途，邪许路上（邪许即扛运者杠抬时的呼吁声），更恐缘林截劫，腐朽军队，无能护运，至有托庇于镖局保镖者。西号银庄，遍设于京师及各省会，乃创为汇兑交纳之法，官僚和商旅咸感其便。各西号银庄所发的凭单支票，即为全国客商所信用，然银票只限于千万两以上的纹银汇驳行用，民间交易仍多论钱。铜钱数千文，重量已不易携带，当时银贵钱贱，二三两银子只谓之碎银，尚未城绽。司码五两乃为最轻之一锭。但三二两碎银已可换铜钱十千，至少亦八千文，硬币繁重到如此田地，怎能通行？京师西号信用既着，于是又发行钱钞，市面更乐为行用。道光初年，山西银庄无形中几成为代表清廷发行钞票的机关了。时浙江仁和县龚自珍定菴氏抱负经世长才，任礼部主事，极不得志。目击当时币制混乱，清廷财政拮据，执政者全无办法，定菴痛心之极，于道光己亥杂诗中写过两首七绝，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实况，其一首云：“作赋曾开纸贵夸，谁令此纸遍京华？不行官钞行私钞，名目何人饷吏家。”这首是讽刺山西银庄暗中攘了清廷发行钞票之权。盈廷饭桶大僚，竟没有人知其不对的。第二首云：“麟趾裹蹄式可寻，何须番舶献其琛，汉家平准书难续，且仿齐梁做饼金。”这两首诗写于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夕，其后不满十年，广东方面即爆发了鸦片战争，定菴的第二首诗，是早已洞见西洋的低成色银币，纷纷流入中国行用，逐渐在市面流通，暗地把中国的纯纹银的银砖、银锭碎银块换取出口，岁岁年年漏卮不塞，为害将不知伊于胡底，所以提倡急行造币，以为挽救之法（麟趾和裹蹄，都是南朝齐梁两代国家制造的银币式型。裹蹄俗称马蹄银。裹音袅）。定菴自注此诗云：“近世行用番钱，以为携狭便也，不知中国自有饼金（见《南史禇彦回传》，又见唐韩偓诗）”定菴主张政府开厂铸币，一则为抵御西洋银币的侵略，二则为对内收回晋商西号的控制社会经济权。西号在乾嘉时，社会上已普遍称为票号，由京师以至各省会的西号，都发行票据，以便居者、行者挟携。盖清代户部银库所储，除银砖外，银锭（据见过者言型式一如旧社会祀祖先时所焚化的纸制冥镪即其雏形）则有五两、拾两、三十两、五十两多种，但发俸给饷，很少用到大小元宝（银锭又称元宝），用户部库秤秤发碎银块，裹以草席袋。实际则因八九品以下的末僚，人数至多，月俸均不及五两之数，用不到最轻的一枚银锭（按清初地方佐贰杂职，如八品的府经历县丞，从九品以下的巡检、吏目、司狱、典史等官，年俸只三十余两。到康熙末因社会物力变动，比开国时提高许多，微员薄俸不足资生活，始年加养廉银六十两）。是以户部的银砖和重锭，仅成为压库物，很少发放出来。各西号形成票号之后，其原日自备的银砖和重量元宝，亦只罗列铺栊柜前，装点门面，表示资本充实。伍百两以上的款目，便多数出票。虽则终日打开大天平，银声琮铮，倒来倒去，惟支付出入的，仍是三十两、一百两以下的少数碎银块而已。京师的西号，接受各地联号来兑的巨额支票，多数也只是由整化零的换票工作，比方一万元票面，需要拆开一千元的若干张、数百元的又若干张，以便使用。用款者为着携挟便利，到西号里都不兑硬币，只换取小面额凭票，所以龚定庵讽刺诗，有“作赋曾闻纸贵夸，谁令此纸遍京华”之句。西号在首都的经济势力，比在外省的各地方尤为蓬勃，单就广州濠畔街的西号来说，其一种放官债的经营手段，一般老广州的人犹多有知其底里的。在各省的西号是否也通具此种经营作风，姑勿具论，兹先就广州老一辈人所习知的西号放官债办法说一说。
三、西号放官债和钱粮耗羡的内幕
西号银庄，唯一靠高利贷来牟取暴利，此则尽人皆知之事。但清代广东政界中，凡府、厅、州县的地方正印长官，却多数人入其圈套。在广州试用或候补，久候始得一缺，固毋论矣。即由京师部选或放出，奉旨南来者，或则因京广迢递，八千里水陆程途，旅费无着，乃在出都前与京师西号发生交道，揭款始获成行。或则携眷抵广，未上任前，已旅橐空空，须呼将伯。因赴任前的幕客长随，舟车仪从，旗牌执事，一切措备，须费多资；清寒之士，初入宦途，告贷乏门，亦惟仰西号，始能壮新官上任的行色。西号的司理人和伙伴，更与一种充大老爷长随隶役的人（清制对那些做过官吏长随仆役的人，认为身家不清白的贱民，本身不得仕宦，子孙不得应岁科考试），沟通拉拢，朋比为奸。所有实缺穷官，没有资斧赴任的，必须凭这种行业人向西号贷款（这种行业俗称门上行，门上的意义即司阍，但此类人一到州县官衙，所执行的职务，只是总管收支，号称大爷，大爷却自行雇用二爷对县官司洒扫伺应的下役，二爷还雇用仆人名三小子，封建社会的舆臣仆，仆臣台阶级重重的）。所以一个地方上府州县的正印官，在上任之前，亟须物色罗致的两个人选：第一是办理刑名钱谷的幕宾，谓之正席师爷；第二就是门上大爷，名为门上，共实并不司阍而只司账，多数是代大老爷向西号揭款赴任的中介人，门上这一角色在衙署中，名则仆隶，实则官长的债权人。地位虽比不上邢钱正席绍兴师爷号称老夫子的尊崇，而实权却掌握全署的财政出纳，在西号的制度下，现任官的贷款数目不多，在若干以下的，便委托门上代表收还贷款。但贷额数量稍巨，逾期不归款，须息上起息者，则必专派伙伴到署坐索，至扫数收清乃去。西号的讨债人员最强悍，政界中的大老爷们，无不畏之如虎，债权人到署，虽有官威都无所施了。一个州县地方长官，年俸不多，合养廉银计，也不过三数百两，清中叶后州县官的习惯，在任时都不向省藩库具领俸廉，此区区之数，亦必留待解任时划抵解钱粮的一小部分。据说因藩库发俸廉亦克扣重重，仅得若干成数之故。一署之内，幕客宾从、舆台侍役，待食于署中者人数繁多，即本官亦自有其眷属，连俸廉都不具领，难道俱可以吸西北风过活？不言而喻。衙门八字开，财源滚滚，有足以养活此署中人者，最正常的钱粮收入有所谓耗羡（收粮人以箩筐载粮代替秤粮，满载时漏于地者谓之“耗”，盈筐时还要再加，务使超越定额，大约十分二谓之“羡”）。以及开烟开赌的陋规，已成为公开式的正常收入，即不在讼狱上枉法营私，亦可维持署中的公私用度了。门上既为西号债权人的代表，或自身已是债权人，而担当署内的支应职，这类人是不会顾及本官的官场名誉，只知唯利是图，凡衙门权利所可及的，便无孔不入的去搜刮。尤其是当着西号索债专差到达衙署，本官正一筹莫展时，门上拔草寻蛇的占求财卦，就更来得猖獗了。西号的放官债，十中之一亦间有烂帐的，即债务官之被参革白地，或因病出缺（即死亡），在这两种情况下，革员既失掉了功名，无可揸拿。因病出缺的，更是一棺附身，万事俱了，谚所谓人死债烂，但以西号高利贷利上加利盘剥的厉害，十本帐中烂却两三本，还是无损它的毫末。门上行业中人，实际上亦多以高利贷致富者，他们也放官债，吃利不如西号之深，且自行出面承当了债权人，主子喜其易与，倍加亲信，俗谓之“带肚门上”。其特别黠诈者，不承认自己有钱贷给主人，假手于西号出面充当债权人。一切按照西号规律而月月分其高利，此为防范管仆之间，势份悬殊，无良的主子，闹起臭官派来存心挞欠，难于追索，故虽自出贷本，宁与西号平分春色，收回一半高利，追索时对主子可以毫不假借，无所用其客气了。因西号对于债务官的控制，是向不留余地的。传闻广东有一实缺知县丁忧开缺回籍时，欠下西号一笔烂帐，当时无法清理，到服阕谋起复重过大老爷瘾，而欲逃避广州西号的旧债，到北京吏部投文请求改指他省候补，讵到吏部投文的翌日，广州西号的北京联号，已派伙伴按址寻到，和他算旧账。该县令一计：守孝三年，当中息上所起之息更无法清偿，各省省会均有该西号的联号，只要有官在身，便无从逃避，因此迫到罢起复之念，悄悄出都返乡，隐沦终老。各西号对于京都和各省官场声气广通，所以政界中人从不敢漂它的账，西号饶有放官债的把握云。
四、西号在粤放官债的情况
道光前西号的放款，原以濠畔街中各客商帮为主，自从鸦片战争后，广州首先与沪、甬、福、厦同时开埠通商，濠畔街的客商帮，便渐走下坡路，后更一蹶不振，恹恹无生气，不能如前之巨额营运，故与西号的通挪交易渐稀。西号于道咸以后的经营方法，转向于大放官债一途，同时因道咸以后，卖官爵，大开捐纳之门，报捐的官吏，多如过江之鲫，仕途庞杂而拥挤。尤以广东素号腴富之省，指分来粤者如蚁赴羶。在穗候补人员之多，远超过从前，以倍数计。这些挈眷来居五羊作寓公，久候未得一差一缺者，自不得不饮鸩止渴，向西号求挹注。然而西号中人首先打通布政使署（即藩署）吏房的掌卷老书吏，对于各候补州县人员的履历班别、补缺名次先后，一目了然。对于那些压通班的进士钦点即用知县，和以巨金捐得大花样的遇缺尽先补用知县这两项大老爷，自然首先应酬，要多借多，要少借少。此外分缺先补用班的，和举人大挑一等，已候补多年，名次前列，补缺有望的，也尚可开方便之门，酌情贷给。至于那些补缺无期的试用班穷候补的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便深闭固拒，从不肯有一文的通融了。因为西号的司理，早掌握了一幅粤海升官图，故对于候补官僚的登门求贷者，均能心中有数，所以应付毫无差错。光绪中叶以后，西号放官债的营业亦渐走下坡，濠畔街中已有几家先后收庄返晋。西号虽一般兼办存放款项，然存款定息低微，与贷出的高利定率距离很远，因之向西号附贮款项之户数无多，每一西号牧庄，从无倒欠附户存款者。据收庄的西号中人言，另有所谓捞蚀银水之说。
五、外币流入和粤鄂改设造币厂西号捞蚀银水
濠畔街最早开业的西号，均有银砖摆列柜面和客厅，每当碎银块上天平过兑有不足时，便取银砖搥敲取碎块来补足。过去广东藩库亦储有银砖压库，后来因几度交西号汇饷北京户部，陆续将库存银砖都搬送到各西号去，所以西号有许多银砖。后来市面上碎银块流转已多，不必随时敲取，银砖逐渐成陈列品。所以西号历来上兑的碎银块，都是成色十足的纯银敲出来的。但广州在清初以来，早成华洋杂处的市面，西班牙、荷兰、墨西哥等国的番银饼多有流入，与碎块纹银混合上兑。咸丰同治以后，香港已为英国所占，港造银币侵入广州。重量分三分六厘，七分二厘，一钱四分四厘，七钱二分四种。三分六作五仙用，七分二作一毫用，一钱四分四厘作二毫用，在广州流布更普遍。七钱二分作为一圆的一种，也混同碎块纹银上兑，自从多了这几种外洋辅币轻重咸宜的配搭，西号更毋须搥刮银砖，补充碎银了。但此种洋银成色，比纹银低，大洋银仅有七成的纯银，小洋且不及六成，当时已一律倒上天平混兑，然犹有碎纹银掺用。到光绪中，粤、鄂两省先后将铸钱局改造币厂，改铸银币。先造大圆与双毫单毫三种，以清朝蟠龙旗镌于币面，以示别于英帝国主义所铸造的俗称鬼头之港毫（港币面历镌原为英女王维多利亚侧面像，嘉应黄公度遵宪光绪初香港杂诗所云：“王面镌金宝。蛮腰跨革靴”者，即指这些鬼头港币。）大圆谓之龙圆，小毫谓之龙毫。自从广东湖北相继铸银币，除发库存旧银砖，或用地方款购买银砖，作鼓铸的基本原料外，并尽量吸收市面流用的散碎纯银块片颗粒，以助铸新银的原料。不到十年，纯银碎片块遂绝迹于市面。西号所上天平者，亦惟广毫、鄂毫与番银的一般低成色银子了。这即西号中人所谓“捞蚀银水”这话所由来。
六、出口洋庄的崛起和毫银通行于广州
咸丰同治年间，濠畔街的徽庄、金陵庄、山陕庄、川庄多相继收束，新兴的客商帮，尚有津庄、申庄的出现，申庄此较津庄更后，在太平天国战事完全结束后，沪广、沪港间渐多商货往来。然组织上已远不如从前金陵、徽州、山陕、川浙等帮之强，到光绪间，遂纷纷个别组织的津庄、申庄，且别设于沙基、新基、新兴街、西后街等处（上述街道，今日多入西堤文化公园范围）。其原设濠畔街的亦迁出，残存老字号的旧庄更恹恹一息，全无生气了。至通商后出口的洋庄则蓬蓬勃勃的蔚起。设立地点，转移到河南的洲头咀、白鹤洲、岐兴里等处，烟庄、茶庄、席庄、糖羌庄之外，更有异军突起的凉茶庄，如源吉林、王老吉之属，每年皆有大宗货物出口，运往新大陆和南洋群岛，虽只是供给海外侨胞的需要，然而吸入海外金钱也弥补国内经济不致出超过巨。此等庄口，所以都设在河南鳌洲（今南华西）的西南一带，是为着靠近自蚬壳英帝国主义的太古码头，这些庄口有支号在香港。这些出口洋庄，自始业时即与西号绝缘，从无交易。在广东未开铸龙圆、龙毫以前，也早以港圆、港毫为进支的单位，数目虽仍有两分钱分厘之旧名称，但通常以一百四十元为百两、十四元为两、七元为五两，只数元毫，便可凑数，毋须向天平上兑了。毫银时代，不论商场交易，雇佣论薪，或则干脆论元毫，或则虽仍两钱的名称，实支则折合毫银计算，纵有以两钱计的，无论给与者和接受者，都已彼此相忘毫银的两钱，和纹银的两钱原有成色之差别而发生数量的争执。官场中比较认真些的，如司、道、府、厅、州、县长官，聘请西席老夫子的关书，每写明敬奉薪修番银若干两正，标明番银，即是以洋毫为本位之意。在毫银时代，薪工仍以纹银计算的机关，只有海关和邮局，这两机关都是请了洋员代办，高级职员属洋人，月俸总是数百两的。关内、局内低微的职员和工役，月入虽有十数两至七八而之微者，均一律伸纹银补水。清末时我有一友人当邮员，月薪三十两，折合毫银原只四十二元，但连纹银补水，便达到五十五元以上。此为纹银与毫洋因成色不同，构成由质影响到量差距的一斑。广州造币厂开始铸的龙毫、龙圆，因与港元、港毫联系，成色是能与港毫比重的。港小洋只多造单毫，而双毫极缺。广铸龙银、双毫面世后，首先流入港市场，行用达二十余年，港同胞均称便。大约在光绪三十年以前，广毫对港毫及汇丰钞票，一向保持平衡。价值无所高下。后来广州造币厂所出的元毫，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初期所制成色较高的一钱四分四龙毫，逐渐绝迹于市面。有深心的商场中人曾经发觉：以前出过镌有光绪十九年造的双毫，市面上无复再找得出一枚了。新毫既出，旧毫便消灭于无形。由于广毫成色陆续降低，英帝国主义者便禁止广毫在港行用。
七、打铜街开设倾销银店和铸钱越铸越少之谜
打铜街即现在的光复南路，北至上九甫路口，南至桨栏路的一段。我在十岁左右仅知人事时，跟随长辈行过这条街，看见全街十居其八九者是银业店，看不见一家打铜店，名叫打铜街，为何没有打铜店呢？长辈答案是：这街在道光以前，还是打铜店林立的，后来因为有好几间打铜店犯法，即是销毁制钱来打造铜器，给官府查出，封铺拿人，后来便吓到全街的打铜店都关了门，接着在这街开设的银铺，便成行成市了。据旧银业中人说，打铜街及其邻西荣巷所有银号，多数资本薄弱，由万数千元炒起扩充者，其吸收之存户及放贷的行业，各有其范围，以视濠畔街的晋浙银庄，实不可同日而语。闻说打铜街最先开设的为倾销银店，倾销店是专收买银元、碎银、次银、什银、双单毫付诸洪炉加以熔化提炼的，究竟熔了银来做什么，据说供给打造银器店来作器皿和妇女佩带的银饰品。康、雍、乾间，全国铸钱局至少有二十处。记得我幼小时制钱尚流行，先慈蓄了一套字钱给我玩弄，什么叫做字钱呢？原本凡铜钱面上都有四个字是康熙通宝、乾隆通宝之类，背面确是左右只有两个满字，没有汉字的。满字人都不识，因为背面没有汉字，便作没字论。所谓字钱，就是钱背省了右边一个满字，镌出一个汉字来，这是很稀罕的。数百或数千文钱中，偶然检得出一二个而已。玩字钱的人，积久发见背面特镌的字，合共有不同的二十个，编成韵语为：“宁河南广浙，台桂陕云漳，同福临东江，宜原苏蓟昌”二十个字。检得二十文钱的钱背，各有二十字中的一字，便成字钱全套。我现把幼年见过的字钱二十个歌诀，回忆录写出来，是想提供将来研究清货币史的人考证。我的推想，这二十个钱背偶镌的字，很似是记着铸钱的地点，即如河广浙桂陕云福东苏蓟。这十个字，都显然是省份的名称，河是河南，东是山东，蓟是河北，即当时的直隶；此外有疑问的宁字是否江宁抑宁夏，江字江西抑江南，临同南宣原昌或只取钱局所在府或州的一字，也许一省可设三几个官铸钱局，即如福是闽省的局，还有古字漳字，因台湾与漳州清初均是闽省属府，制钱背的字是代表铸造地。这或者是我自己的武断。但话要说回来了，我认为清初官办铸钱局，全国至少有三十处，铸了二百年的钱，钱是越近越少，到咸丰年间，社会上已极感制钱缺乏，因另铸当十大钱一种，重量、体积、面积有后来银圆般大，型式与小制钱同。中开方孔，面镌咸丰通宝，背有“当十”二字。我知人事时，此种钱在市上早已绝迹，我只见过家藏当古董的两枚。到光绪中钱荒更甚，于是官局特铸钢仙（仙即Cent昀译音，英国货币制度的货币形式之一，当时官局铸铜仙亦系仿造。——编者）以济其乏，面作团龙纹，如双毫银币型，中间不再穿方孔。此为广东省制的仙样，北京户部同时亦有铸行，背镌大清铜币四字，环边小圆线还有户部造字样，铜质似较广仙略佳，颇多流行于广州市面。自铜仙面世后，旧时制钱便逐渐绝迹。清律对破坏圜法（即破坏货币制度的律例），私毁制钱，虽治罪甚严，但清中叶前，一两重的纯纹银，可换制钱二千枚以上，而二千枚的制钱重量约十斤余，纯银与纯铜的比较高一百六十倍。实际上银铜比价并无如此差距，普通在二三十倍左右，毁钱还铜，实大利所在。打铜街打铜店的甘犯法纪，私毁制钱，自是趋利的常态。至通商以后，偷运五金出口以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之搜罗的走私贩，尤盛于沿海各省。所以不论银币、铜币，旋铸旋消灭于无形，民初广东军阀仍继续开厂铸银币，所以打铜街仍得维持其一时所谓做卖的银业市。（后起的银业集中点尚有登龙街一处）。然此等银号，远不如从前濠畔街西号之势大根深。旋开旋倒，昙花一现者比比皆是。再经民国后军阀滥发纸币，币制紊乱不堪。应时起而捣乱的十三行“剃刀门楣”出现，乌烟瘴气的情况更尽人皆见，毋庸描述了。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

濠畔街 打铜街 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