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广东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发动过多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发生在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廿九日）的广州起义，因其烈士营葬在市东郊的黄花岗，故史称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直受到人们的瞻仰与缅怀。
广州慈善机关出面营葬七十二烈士
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旧历），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起义，是一次震惊中外与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起义。此役失败后，革命党人“计被捕、被伤、被杀者，不下二百余人”；有名籍可查者86人，其中72人集体营葬在广州东郊黄花岗，分别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安徽等省。他们之中有广东17县的烈士计41名--花县18名：徐培添、徐进炲、徐广滔、徐临端、曾日全、江继复、徐熠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绍良、徐应安，南海7名：余东雄、黄鹤鸣、游寿、罗坤、杜凤书、周华、陈春，开平2名：李雁南、劳培。嘉应2名：饶辅廷、周增，兴宁1名：张学龄，番禺1名：马侣，东莞1名：李文甫，增城1名：郭继梅，惠阳1名：罗仲霍，清远1名：李文楷，云浮1名：李晚，吴川1名：庞雄，封川1名：李炳辉，大埔1名：陈文褒，蕉岭1名：林修明，海丰1名：陈潮；福建籍烈士19名：林文、方声洞、林觉民、陈清畴、陈发炎、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刘元栋、刘六符、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升、魏金龙、罗乃琳、林西惠；广西籍烈士6名：李德山、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四川籍烈士3名：喻培伦、饶国梁、秦炳；安徽籍烈士3名：宋玉琳、石德宽、程良。另外的14名起义烈士分葬别处，内有广东5县的烈士10名，他们是--南海6名：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陈才、陈福，顺德1名：张潮，翁源1名：李祖恩，惠州1名：严确廷，兴宁1名：陈甫仁，江苏籍烈士3名：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广西籍烈士1名：韦云卿。以上所列的烈士以广东为多（共51人），同时还有其他各省的人士，这说明广州三二九起义，是同盟会集数省之精英与清廷一搏的一次大起义。
同盟会党人在“三•二九”起义中战死或被执就义后，清廷广东官吏有意让诸烈士暴尸野外数日，不准收殓。直到5月2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才接到通知，出面去收殓各革命党人尸骸计七十二具，诸烈士“陈尸数日，继以夜雨，有小虫蠕蠕循发孔出；体则铁索相连，合二三人为一束”。这些忠骸被“依次移置谘议局前旷地，分数十堆，折臂断股，血肉模糊”，景象惨不忍睹！
诸烈士忠骸的入殓事由方便医院经管，同盟会员潘达微也参与其事。潘见仵工扛来的棺木皆由薄板钉制而成，痛心地说：“男儿死国事，今者铜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主张别购棺木入殓。方便医院善董胡善波即表示：棺木可由医院另备，不必求诸市，于是医院遂另捐棺木。各仵工求得厚资后，为烈士尸体解去铁枷锁，逐个入殓；有部分烈士因尸涨，枷锁陷入肉内去之不能，只好作罢，“计各志士入棺时，尚带刑具者，约二十余人”。
起初，清广东南海、番禺两知县，拟葬诸烈士于东门外丛葬犯人的“臭岗”。某外国传教士为烈士义烈所感动，觉得诸烈士侠骨埋入犯人的乱葬岗，于理实不能平，愿献一地以葬烈士忠骸，事被各善董婉拒。潘达微知此事后，到广人善堂见各善董，力劝各善董应允。他泣请谓：“诸烈士为国捐躯，纯为国民谋幸福。彼此均国民一份子，如此藳葬，心奚能安？且慈善事业，不计谁是谁非，施棺施地，应唯义之所安”。潘多方奔走购葬地不果，致泪涔涔下。广仁善堂善董徐树棠深受感动，不顾清广东当局的淫威，决定慨然捐赠“红花岗”地段埋葬忠骨。潘感激不尽，遂偕徐至红花岗查看，定此地为营葬诸烈士之所。
5月上旬的一天，广仁善堂和方便医院等雇仵工百余人，将七十二烈士灵柩运抵红花岗，分两长列营葬入土。不久，潘达微决定将“红花”二字改为“黄花”，以表彰诸烈士的风骨与精神，并为此写了《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一文刊于报端。此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名广为流传，永垂青史。
广东军政政府定4月27日为纪念日
广州是七十二烈士长眠的地方。广州人民不仅率先悼祭黄花岗烈士，而且还执行广东军政府的决定，曾以公历4月27日为法定纪念日公祭诸先烈。这一史实一直鲜为人知。
早在广东独立之前，广州人民就不顾清广东当局的禁止与恐吓，多次自发地举行悼念七十二烈士的活动。1911年6月中旬的某日，广州就“有剪辫者三十余人，携带纸锭香炉，到东门外黄花岗致祭已死革党”；下旬的一天，又有“少男少女四五十人，乘坐肩舆与携带花圈、花球无数，由大南门入城，出东门直达黄花岗，群以花圈、花球置冢前，行鞠躬礼，欷歔流涕，徘徊至数小时，始行联袂归去”。平时，也有群众“携只鸡斗酒”至黄花岗凭吊。
1912年5月15日（旧历三月廿九日），是黄花岗烈士殉国周年纪念。当时已解除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回到广州，发起和组织同盟会等八十余团体，隆重地举行了公祭黄花岗烈士的活动。当天，广州的军、学、商等各界人士近万人汇集黄花岗，孙中山在公祭仪式上担任主祭，宣读了《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称颂烈士为国牺牲，千古流芳。广仁善堂则为烈士墓献上翠柏四株，由孙中山亲手植在坟前，以为纪念。
黄花岗周年纪念是在旧历三月廿九日举行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鉴于民国已通用公历，认为黄花纪念应有公历的法定纪念日。革命党人、省临时议会议员林正煊提议以阳历4月27日作为以后黄花岗烈士殉国的法定纪念日。10月下旬，广东军政府接受林正煊的正式建议并作出相应决定。11月5日，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发布命令：规定以阳历4月27日为广东倡义纪念日，11月9日为广东独立纪念日。
1913年4月27日，是黄花岗烈士殉国两周年之期。这一天，广东军政府和国民党广东支部等组织广州各界民众数千人，举行了缅怀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活动，这是广州各界民众最早用阳历为纪念日来纪念黄花岗烈士的一次活动。遗憾的是，以阳历4月27日为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在广州就只举行了这一次，以后并没有沿用下来。
广州革命政府确定以公历3月29日为纪念日
1913年夏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广东政权先后为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和桂系军阀所把持。七十二先烈被冷落了四、五年。
1919年公历3月29日孙中山在上海写下了《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但他在后来返广州两度建立革命政权的数年中，却又一直沿用以旧历三月廿九日来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的活动。
1921年5月6日，是旧历三月廿九日，即黄花岗起义十周年纪念日，刚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亲率广州市各界、各团体机关学校的代表，前往黄花岗烈士陵园致祭七十二先烈。1922年4月25日、1923年5月14日、1924年5月2日，皆为当年的旧历三月廿九日，广州各界民众在孙中山革命政府的组织下，都分别举行了祭悼黄花岗烈士的活动。孙中山或亲自参加悼祭，或派代表参加仪式，并宣读了祭奠烈士的文告。
从上述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为黄花岗纪念日的情况可以看到，它概不符合民国通用公历的规定，又使各年的纪念日在阳历上的月日时间上各不相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固定下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6月30日召集的第三十九次会议上，依据上海执行部提出的“规定黄花岗纪念日案”，经讨论作出决定：将黄花岗纪念日由旧历三月廿九日，改为以阳历3月29日为纪念日。7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6月30日的决议案呈报孙中山，请他以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通令各级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嗣后以阳历3月29日为黄花岗烈士法定纪念日。
当时的广州革命政府为什么不依民初广东军政府议定的阳历4月27日为纪念日，而定阳历3月29日为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后来的《黄花岗纪念日宣传大纲》中曾谓：“黄花岗纪念日，是纪念辛亥革命三月二十九日。按七十二烈士在辛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殉难，中央党部议决改用阳历，且因三月二十九日之旧，以昭划一”。就是说，考虑到“广州三•二九之役”已为一般民众所熟悉，而阳历4月27日不为一般人所知，故在确定黄花岗纪念日时，仍照顾人们的习惯心理，不变更“3•29”的日期，只是改为每年用这一天的阳历来举行公祭纪念。此外，阳历3月29日离旧历的“清明节”也只有一个星期左右，这样的决定也符合人民清明前后扫墓的习俗。
1925年3月29日，是黄花岗起义纪念十四周年。这一天，国共两党组织广州市各界民众近十万人，第一次用阳历3月29日为纪念日来悼祭黄花岗先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央党部民十四年公祭烈士文》；中共广东区委也散发了大批的纪念传单，1926年3月29日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十五周年筹备委员会，筹备悼祭活动各项事宜，3月29日，广州十五万民众--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及军政机关人员等，隆重集会公祭黄花岗烈士，盛况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广州人民两度以阳历3月29日来纪念黄花岗烈士之后，这一纪念日遂为国人所共知而成定案，并一直沿用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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