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清时期一枝独秀的通商渠道，海上丝绸之路令广州生意兴隆达四海，在世界的商人眼里，Canton（广州）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财富的代名词。
传统上，广东人是以会做生意出名的，“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明、清两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四夷朝贡”贸易，却不在禁例之内。嘉靖皇帝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撤销，只留下广东市舶司，作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
广东商人纷纷打着朝廷的旗号，造船出海，拓展贸易。广东人做生意的本事，如有天授，几年间又把广州变成“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了，内地商品经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称为“走广”。即使在朝廷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东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愈做愈红火。当时的刑部尚书郑晓跑到广州一看，“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眼前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后来在文章中再三感叹。
郑和七下西洋，七次都要从广东过境（其中一次还是从广东出发），可见广东在远洋航线上的位置，无可替代。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带动了全省的丝织业、 陶瓷业、冶铁业，以及蚕桑、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广东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新城镇不断崛起。珠江三角洲的市镇，在1415年前后仅33个，到1602年已增至176个。这时的广州城，金山珠海，无限繁华，可谓“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屈大均亦不禁叹为观止：“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在一口通商时代，广州至世界各地的航线，愈开愈多，已可到达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和大洋洲，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流向了广州，十三行的货仓大都在黄埔一带。那时的广州城，真是货物山积。
经广州出口的商品，以茶叶、生丝、土布、丝织品、瓷器等为大宗，在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之前，进口商品以棉花、棉布、棉纱、毛纺织品为大宗。
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在经过长达28年海禁之后，朝廷终于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策略，凡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必须经过朝廷特许的“公行”进行。公行由广州的洋货行商--也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组成，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十三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十三行的故事都从康熙开海禁说起。其实，十三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当时广东已有牙行性质的“三十六行”，代市舶司盘验纳税。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有一首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但他笔下所写，却不是清代的十三行，而是晚明的十三行。
康熙实行海禁时，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中国人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但亦寥寥可数，据《夷难始末》一书记载，1680年，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得区区六十余万两，根本不值一提。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1684年，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因此，准确地说，康熙年间并不是设立十三行之始，而是把原来的行商组成一个叫“公行”的共同组织。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每年出口茶叶达三十五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乾隆年间（1736-17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和绸缎二三十万斤；由于外商需求太大，朝廷担心会影响国内自用，一度禁止蚕丝和绸缎出口，后来改用配额制度，规定每艘英国船只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准配带绸缎两千斤。
1745年，瑞德的“哥德堡号”商船从广州购买了三百多吨茶叶和六十万件瓷器， 在返抵瑞典的哥德堡港口外海时，不幸沉没。1986年瑞典打捞出沉船，从船上清理出九吨重的广彩瓷器碎片和几百吨茶叶，这些在海底埋藏了两百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泡出茶叶清香，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1784年，几位美国商人驾驶着木制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花旗参、皮革、毛衣、胡椒、棉花等商品，从纽约起航，绕过南非好望角，穿越印度洋，经过半年的航行，抵达广州黄埔港。在十三响礼炮（代表当时美国十三个州）声中，十三行商迎来了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当“中国皇后”离开广州返航时，船上满载着茶叶、瓷器、丝绸、象牙雕刻、漆器、桂皮、玉桂和绣金像等中国特产。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659.8亿美元。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庞大的贸易额，居然就是从1784年广州黄埔港那一船花旗参与茶叶开始的。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生意兴隆达四海，在世界商人眼里，Canton（广州）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其知名度与传奇度，可以和阿里巴巴的宝藏齐名。在无数令人心笙摇曳的传说中，Canton总是被描绘成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唯一通道），只要敲开它的大门。千万财富便滚滚而来。
当年瑞典的“哥德堡号”商船每来一次Canton，贸易收入几乎相当于瑞典整个国家一年的GDP。因此，Canton名气之大，甚至让很多外国人误以为Canton就是中国，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官话。经常到广州做生意的洋人，名字前常会被人加上“Canton”，变成“Canton的某先生”；外国传教士们就编过不少《广东土话字汇》一类书籍，给那些要到广州做生意的人学习。
广东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在拼命学习外语，最初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方便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后来又发明了“广东英语”，用于和英国商人打交道。所谓广东英语，就是用中文注音读英语，比如man（男人）的注音是“曼”，soup（汤）是“苏批”，today（今日）是“土地”。后来盛行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广东人的发明。
十三行的行商，不少是从福建移居来的。他们在家乡不过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广东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广州，永远是天下英雄创业的最好平台。
十三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广东人不仅把对外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开创了万世一时的繁荣时代，而且在社会文化领域，亦开风气之先，在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纠缠之间，俨然自成一派。在沿海通商城市形成了十三行这样的商业组织，乃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应运而生。流入城市的是人口与资源，流出城市的是商品与概念。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攻破广州外城。十三行被大火焚毁，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
鸦片战争后，广东成为四战之地的海防前线，中国的外贸重心移到上海，但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全是十三行培养出来的。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传统上，广东人是以会做生意出名的，“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明、清两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四夷朝贡”贸易，却不在禁例之内。嘉靖皇帝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撤销，只留下广东市舶司，作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
广东商人纷纷打着朝廷的旗号，造船出海，拓展贸易。广东人做生意的本事，如有天授，几年间又把广州变成“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了，内地商品经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称为“走广”。即使在朝廷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东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愈做愈红火。当时的刑部尚书郑晓跑到广州一看，“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眼前的情景令他印象深刻，后来在文章中再三感叹。
郑和七下西洋，七次都要从广东过境（其中一次还是从广东出发），可见广东在远洋航线上的位置，无可替代。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带动了全省的丝织业、 陶瓷业、冶铁业，以及蚕桑、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广东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新城镇不断崛起。珠江三角洲的市镇，在1415年前后仅33个，到1602年已增至176个。这时的广州城，金山珠海，无限繁华，可谓“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屈大均亦不禁叹为观止：“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在一口通商时代，广州至世界各地的航线，愈开愈多，已可到达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和大洋洲，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流向了广州，十三行的货仓大都在黄埔一带。那时的广州城，真是货物山积。
经广州出口的商品，以茶叶、生丝、土布、丝织品、瓷器等为大宗，在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之前，进口商品以棉花、棉布、棉纱、毛纺织品为大宗。
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在经过长达28年海禁之后，朝廷终于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策略，凡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必须经过朝廷特许的“公行”进行。公行由广州的洋货行商--也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组成，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十三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十三行的故事都从康熙开海禁说起。其实，十三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当时广东已有牙行性质的“三十六行”，代市舶司盘验纳税。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有一首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但他笔下所写，却不是清代的十三行，而是晚明的十三行。
康熙实行海禁时，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中国人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但亦寥寥可数，据《夷难始末》一书记载，1680年，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得区区六十余万两，根本不值一提。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1684年，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因此，准确地说，康熙年间并不是设立十三行之始，而是把原来的行商组成一个叫“公行”的共同组织。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每年出口茶叶达三十五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乾隆年间（1736-17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和绸缎二三十万斤；由于外商需求太大，朝廷担心会影响国内自用，一度禁止蚕丝和绸缎出口，后来改用配额制度，规定每艘英国船只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准配带绸缎两千斤。
1745年，瑞德的“哥德堡号”商船从广州购买了三百多吨茶叶和六十万件瓷器， 在返抵瑞典的哥德堡港口外海时，不幸沉没。1986年瑞典打捞出沉船，从船上清理出九吨重的广彩瓷器碎片和几百吨茶叶，这些在海底埋藏了两百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泡出茶叶清香，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1784年，几位美国商人驾驶着木制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花旗参、皮革、毛衣、胡椒、棉花等商品，从纽约起航，绕过南非好望角，穿越印度洋，经过半年的航行，抵达广州黄埔港。在十三响礼炮（代表当时美国十三个州）声中，十三行商迎来了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当“中国皇后”离开广州返航时，船上满载着茶叶、瓷器、丝绸、象牙雕刻、漆器、桂皮、玉桂和绣金像等中国特产。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659.8亿美元。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庞大的贸易额，居然就是从1784年广州黄埔港那一船花旗参与茶叶开始的。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生意兴隆达四海，在世界商人眼里，Canton（广州）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其知名度与传奇度，可以和阿里巴巴的宝藏齐名。在无数令人心笙摇曳的传说中，Canton总是被描绘成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唯一通道），只要敲开它的大门。千万财富便滚滚而来。
当年瑞典的“哥德堡号”商船每来一次Canton，贸易收入几乎相当于瑞典整个国家一年的GDP。因此，Canton名气之大，甚至让很多外国人误以为Canton就是中国，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官话。经常到广州做生意的洋人，名字前常会被人加上“Canton”，变成“Canton的某先生”；外国传教士们就编过不少《广东土话字汇》一类书籍，给那些要到广州做生意的人学习。
广东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在拼命学习外语，最初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方便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后来又发明了“广东英语”，用于和英国商人打交道。所谓广东英语，就是用中文注音读英语，比如man（男人）的注音是“曼”，soup（汤）是“苏批”，today（今日）是“土地”。后来盛行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广东人的发明。
十三行的行商，不少是从福建移居来的。他们在家乡不过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广东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广州，永远是天下英雄创业的最好平台。
十三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广东人不仅把对外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开创了万世一时的繁荣时代，而且在社会文化领域，亦开风气之先，在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纠缠之间，俨然自成一派。在沿海通商城市形成了十三行这样的商业组织，乃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应运而生。流入城市的是人口与资源，流出城市的是商品与概念。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攻破广州外城。十三行被大火焚毁，天子南库、锦绣乾坤，霎时间都灰飞烟灭，化作废墟，十三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显赫历史。
鸦片战争后，广东成为四战之地的海防前线，中国的外贸重心移到上海，但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全是十三行培养出来的。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文献资料来源：2010年12月 摘自《广交会》
作者：叶曙明著
索取号：F752.3/2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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