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收集接管广州的资料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转到了华南分局财经委，在原南方局经济组许涤新、梁隆泰同志领导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间，领导联系我的许涤新、梁隆泰同志奉命调回北京，于是，我又转由华南分局蒲特（饶彰风）同志领导。蒲特同志指示我：从现在起做好迎接大军解放广州的准备，着重收集掌握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动态及财经、粮食、燃料、石油等方面的资料。为协助我收集财经资料，领导上还把李正心、汪梅同志夫妇的组织关系交给我联系。我们便组成广州经济情报小组。六、七月间蒲特同志还把党外民主人士徐文纲、丘求心交我联系，以收集他们取得的资料。徐文纲曾是余汉谋的情报科长，曾在粤北掩护过黄松坚、张华等同志。他与东莞反动地方武装头目徐东来合作做航运客货渡船，易于收集航运方面的资料。丘求心是广西人，是大革命时代的CY，燕塘军校出身，协助朱克勤等桂系经营广州至梧州贵县柳州航线客货大花尾渡。这个公司是拥有最多船只的公司。通过丘求心，也便于收集到桂系方面的有关资料。
为完成蒲特同志交带的任务，我们首先是掌握广州及其外围市镇的存粮，每月平均用粮，粮食进出和主要粮商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控制广州粮食的广东省粮经会（属伪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州分署的粮食也归它控制）。当时粮经会主任温仲琦是我同乡同宗。我们通过其弟弟以合作运粮生意与之周旋。另该会主管业务科长钟振球是我堂侄女婿，他当年在北平北大读书时，是李大钊领导下的进步学生，“四•一二”白色恐怖后去日本留学，后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教官，此时正在彷徨中，开始倾向我党。为此我认真引导他，说明形势与出路，说明了他要为革命立功作出贡献。因此，他曾把全部有关存粮、进出、分配资料提供给我，并通过他及其部下吴作型（原广州市国经小学教师，当时在省粮经会工作）掌握广州东堤、沙基米机进出存粮、每日每月加工存粮情况。此外，还有目的地通过钟振球介绍，让我侄子温雪打进粮经会存粮最多的河南太古仓，当管理员，掌握粮仓进出、库存的情况， 一直到广州解放。钟振球后调省财厅专管珠江三角洲沙田田赋税收，他与钟修长（其同乡）也曾提供了详细的全省财政、税收、田赋（征粮）收入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
我同村堂叔温初芳，大革命时期受过进步思想的响影，但半生宦海生涯，落泊到最后由西北回粤连旅费都得由我等资助。四九年春夏间，温初芳去惠阳专署任廖鸣欧专员的秘书。上任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惠阳管辖的正是我闽粤赣边纵重点活动地区，又是老区。故我力主他去掌握时机立功。为此他曾反映一些重要军情及专员廖鸣欧有与我搭线的思想动向。我曾向蒲特同志反映。后廖鸣欧通过别的关系挂上钩联系，伺机起义，不幸事泄，被薛岳下令引出专署，就地枪决。廖事失败后，温初芳返回老区，进广州市政府，任民政局长钟继伟的秘书。我亦布置他反映过一些情况。及至临解放前，要他坚守岗位，保管好市府一切重要档案资料（当时民、财、建、教四个局，其中民政局是个管全面的大局）。解放广州后，市府大员大都逃忙到香港去了，温初芳却一直坚守，最后广州市政府的大印都落到他手中，至大军进城，南下干部接管广州市府时交出。
在迎接大军解放广州的斗争中，必须一提的是在南京，上海解放后不久，范大光同志曾提供过非常重要的情报。范是湖南汝城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参加过广州公社起义，参加叶剑英同志带领的教导团，四八年底他去香港找欧阳春及刘彦邦，要求协助恢复其组织关系。后刘把范大光介绍给我，先以非组织关系由我协助。那时，范大光在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属下兵站（后勤）当上校军官。他在广州向我提供过不少敌军军情资料。一次，他弄到一份绝密的蒋军于南京撤出后，在南方部署的后勤供应详细图表。其中有人数、兵马、车辆、辎重的分布情况。我要他穿上军服同坐火车去香港，由他带至深圳过罗湖桥。入英界时，他到厕所改穿便服，才把资料交我安全带到香港，交给华南分局蒲特同志。看到这份资料，老蒲异常高兴。
一九四九年春，在淮海战役中，只身逃脱的兵团司令李弥南逃到广州，经人介绍租赁法政路右巷光友街八号我堂兄温翀远的住房，以每年一万余港元的租金，把二三楼全部租下。我堂兄全家人挤住在楼下及门口车房，但该处车房三间均很宽敞。我向蒲特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蒲特认为可以通过这个点，多了解这败将及云南派部队的动向。于是，在四九年下半年，白天我在中原行工作，晚上则常住到光友街八号我堂兄家，藉此常与李弥及其随从人员接触，从中了解情况。李弥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锋失败南逃广州后，又会与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共住在同一座楼里，并日夕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二、广州的黎明
十月十一日，盘踞在广州的国民党头目、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广东党政军头目薛岳、余汉谋和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等开紧急会议，作出了撤出广州的决定。十二日一早，我获悉此消息， 并通过徐文纲从徐东来处得到了证实。同时，又获知敌人在溃退逃窜时，要破坏水电厂等重要设施，还要大量封船撤走粮食，我除了事先要徐文纲和丘求心示意航商迅即疏散船只离开广州，不为敌军封用，并要管粮食的尽可能拖延阻碍转载运走粮食外，当日就亲自把这一最后最紧急的情报送去香港，找华南分局城工委谢鹤筹，适他不在，后由交通站转告华南分局。当时，因为交通站李云同志要我准备购买几百套毛毯卧具给先进城的同志，故延搁了一些时间。我只得改买十四日早的飞机票赶回广州。那天早上到九龙尖沙嘴中央航空公司，乘客等候了很久， 后来说广州机场很混乱，无把握降落。中国航空公司及陈纳德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也同样不敢起飞。我随即退票改乘火车。车开至新界大埔后，火车停下来等候，因为有消息说：樟木头、石龙情况不明，共军正进到增城，车恐过不去。听到这消息，我心里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军进军神速，广州解放在即；忧的是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广州。结果等了半天，至下午五、六时才又开回九龙。此时，香港的《星岛晚报》、《华侨晚报》、《新生晚报》都发出特大号外，称：省城急电，“海珠桥已于下午五点五十分被仓惶撤退的蒋军炸毁了”。这时我的心万分激愤，又无比焦急。我必须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回广州去，迎接解放大军进城。于是，我马上过海赶到省港码头，查看省港轮船的消息。结果，佛山等大船均已停航。正十分焦虑之际，听到三角码头有一艘小客货船，晚上十一时离开广州。此刻我真高兴极了，买好船票后即上船，尽管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我也无暇回家去看看孩子。此船搭客不多，这大概都是些有要事，急于赶回广州的乘客。因为此时谁也说不定沿途会不会碰上蒋军封船征用，或遇上两军交火，所以，一般乘客是不敢冒此危险的。这小客货船十一时准时开航。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的脑际浮现出一连串的问题：被炸毁的海珠桥现在怎么样？蒋军撤退后，解放大军进城前真空时会怎么样？迎接任务怎样完成？四时许，船正过了黄埔，向广州前进，清晨凉风袭人，微有寒意，但这时我却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抵达广州。五时许，天渐渐亮了，船掠过南石头江面，爱群大厦遥遥在望了。我的心无比激动：广州天亮了！广州人民解放了！过了一会，船在西濠口码头停泊，一跳上岸，我真想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真想高声歌 唱国际歌啊！因为我今天可以大声呼喊，引吭高歌了。
我沿长堤快步回中原行。沿路看见很多进城的大军在骑楼底，有的坐着，有的卧着在休息。他们为了解放广州，为了不使广州人民在真空时遭受特务、土匪、流氓的劫掠，为了抢救广州的重点公共设施不致被敌人破坏，从粤北向南，连续急行军，几个昼夜没有睡眠。进城后，他们秋毫无犯，宁愿露宿街头，实在使人赞叹，景仰不止。
三、紧张的日日夜夜
我回到中原行时，铁闸大门仍然关闭着。前面二、三、四楼的窗门玻璃，在炸海珠桥时几乎全部被震碎。玻璃片布满门前马路，一块半尺多长的铁桥角铁，撞碎门口摆卖香烟的橱架后，再撞在铁闸上，打断铁枝，穿插在门板上。卖烟的老伯真是万幸，刚蹲下来收拾香烟放入柜中，便听到一声巨响，角铁从头顶飞过，他只被震碎的木片伤了一点头皮。从中原行到基督教青年会前，仍卧着几具尸体，电厂门前至桥头也阵着数具无辜死难着的尸首。河边被炸断的大树，横卧路边。被炸沉炸翻的小艇，在桥边半浮半沉。这一切，是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又一铁证。
回到中原行店中，我按香港《华商报》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标准图样，制了一面用红丝绒贴金薄纸的国旗，悬挂在四楼顶天台旗杆上，还写了一幅大标语，欢迎大军，呼啸解放广州的伟大胜利，从四楼一直垂挂到二楼。五星红旗随风飘扬在珠江河畔，映照着清晨的曙光，显得格外威艳，吸引着不少市民。
随后，我即去观察市面及找进城大军司令部首长。我沿长堤由靖海路西行，在大三元酒家对面，发现一块写着“中共中央华南局工同大队ｘｘ分队”的招牌。我进去询问：请问你们是哪个系统的，谁领导的？解放大军指挥部在哪里？答者支支唔唔，指我到大同酒家去问。看他们的样子，语言不像我们的人，我疑惑不解。我走到大同酒家，门前同样挂着“中共中央华南局工同大队部”牌子，我上楼去向其负责人询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答是中共华南局的。问是谁领导你们的？答是方方领导的。我再问方方下面哪位领导你们的？他们答不上来了，噎住了！他们反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刚从香港来的记者。我见他们女的花枝招展，男的不三不四，流氓气很重，就引起我的怀疑。在问到进城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在何处时，他们无言以对，指我到上下九去询问。我去到上下九绸缎庄，门口也挂着同样招牌，人员打扮也相类似。这些人又指我去文昌路口，广州酒家后印刷工会。这里门口挂着一样的招牌。只是下面什么分队不同而已。我问他们负责人是谁？答是“何祖贻”。啊！原来是工贼，叛徒！我警惕了。后来，我找到设在中华北路净慧公园（今省迎宾馆，原伪总统府所在地）内的解放军指挥部，说明自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急于见大军的领导反映情况。该部叫我到德宣东路伪行政院（今省府大楼）去找。按址找到后，见到四十三军的谭甫仁及十五兵团后勤部政委宋健华同志。他们听我说明来意和身份之后，都非常热情，派人派车陪送我到法政路国民党行营，绥靖公署所在地（今市委办公楼）找十五兵团司令部。在这里我见到了邓华、洪学智、吴富善、方强等首长同志，我说明我的身份，　何时入党，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与先后由谁领导的，以及现在市面出现许许多多冒牌可疑人物情况。及说明要交出接管广州的资料、广州市地图及电话本子。洪学智、吴富善同志要我找广州地下党负责同志。我说明我不属广州地下党领导，是先后由华南分局李嘉人、许涤新、蒲特、谢鹤筹领导的，但广州地下党的同志我可以设法通过横的关系尽快找来。
返回中原行后，我即着人约见徐文纲，因我知道他女儿是地下学联的。由此必可以找到广州地下党。果然不出我所料，当晚约好次早（十六日）在一德路源源茶楼二楼饮茶见面。当时我用的是温梅先这个名字，广州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不知此名。但当大家在源源茶楼见面时，不约而言，啊一声，“原来是你！”原来广州地下党几位领导人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以及麦任（除麦外）在一九三七年就都认识了的。我汇报了十五日市面见到冒牌份子活动的情况，及见到十五兵团司令部的情形。商量如何协助大军接管和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等问题，并决定由中原行腾出地方，协助解决卧具及食宿，让广州地下党的五十多名同志集中住到中原行来办公。当日我即偕陈翔南等同志同去见十五兵团司令部首长。吴富善、方强、洪学智等同志接见了我们，由陈翔南同志汇报了广州地下党负责人钟明同志未返广州原因及市面情况。当晚十五兵团后勤部政委宋健华同志也到中原行来见我，还派了两个年青作战参谋住在中原行三楼，并架设了专用电话线。因见到广州地下党有几十位同志住在这里，大军还派了一个班的解放军住在中原行门口。因十五兵团司令部要我协助印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安民布告”，十七日我再去兵团司令部取稿。在这时，见到刚赶到广州的朱光、陈健等同志。因我曾与陈健同志在一九三七年秋一齐在广州地下市委宣传部工作过，彼此认识，　因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共产党员的政治面目。至此，兵团领导便完全相信我们了。此后，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协助南下大军建立革命新秩序，肃清特务、流氓、残敌，巩固安全，全面接管广州的工作，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一九八四年九月

广州 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