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珠江河畔，有不少唤起人们城市记忆的建筑。位于沿江中路149号的永安堂大楼便是其中之一。
大楼约于1932年建成，是当时高度仅次于爱群大厦的广州第二高楼，乃南洋华侨富商胡文虎的永安堂药业在广东生产、批发虎标系列成药的地方。1950年3月24日，市政府下令查封永安堂。后来，这里成为广东省总工会所在地。
胡文虎在民国时是出了名的慈善家。他在抗日战争前夕捐出350万港元，准备在10年内在中国兴建1000所小学。后因战事爆发，学校只建了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港元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的款项。20世纪30年代，他捐款给内地办医院、学校、体育设施以及抗战期间捐款回国内支援抗战，均为天文数字。广州解放之初，他亦曾两次写信给广州市长表示愿意捐13万港元给广州儿童教养院建礼堂，捐2万斤大米救济贫困同胞，以及支持新生政权。但市长没有答复。查封永安堂当然是另有原因的。故事得从胡文虎“媚敌”冤案说起。
1941年，胡文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是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返回香港后，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为了照顾永安堂总部，不得不留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把胡文虎和一些香港重要人士软禁在告罗士打酒店，妄图逼迫他们组织“香港维持会”。东京派来的日军参谋长第一个“提审”胡文虎：“胡文虎，就是你大力捐钱给中国政府对抗皇军？”
胡文虎正义凛然地答：“是，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我当然要捐钱给政府抵抗侵略者！”参谋长要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胡文虎推辞道：“我一向做生意，对政治一窍不通，岂能办维持会呢？”参谋长又提出：“你既是做生意的，那就给皇军做点生意，我们正缺军粮，就给我们筹办些军粮。”
胡文虎为摆脱维持会会长之职，赶紧抓住这个台阶下，说：“这个我可以，在产米的仰光、西贡、曼谷都有我的分行，做大米生意用得上。”
以后一段时间，日本人给胡文虎提供运米的船只，船上插上日本族，替日本到东南亚买米。因此，胡文虎在日军的监视下照样经营他的药业生意。
但是，他也利用这种身份做力所能及的仗义之举。当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生活无着时，他就捐助生活费及返回国内的路费，仅对香港大学数百名学生，就每人资助500港元，使他们奔赴内地抗战第一线；他还捐助数十万港元，支持香港20余个民间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并在永安堂总部内设慈善部，专门办理救济事项；当香港百姓缺粮时，他又千方百计筹办平价米售给贫苦百姓。
香港陷落期间，有“杀人王”之称的日军宪兵队队长清水嗜杀成性。有次灯火管制时他率队巡逻，看到摩利臣山道上的崇正总会（客家人同乡会组织）楼上露出微光，便欲登楼捕人。当时大门紧锁，清水即捣毁大门玻璃，第二天又把该会秘书抓到宪兵队。胡文虎得知大怒，即以崇正总会会长名义致函，向清水抗议，并索赔修理费用。清水理屈，终于放人道歉。1942年秋，香港一些人在日军支持下公开贩卖鸦片，挂起“鸦片零卖八折”招牌，胡文虎在《香港日报》上发表文章，向日军总督提出抗议，得到社会舆论支持。日军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取消公开贩卖鸦片。
1943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转好，日本的政治形势恶化，日军士气大挫。首相东条英机妄图“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于是派“有力人士”到香港，以解决香港断水断电断粮问题为由，邀请胡文虎到东京与东条英机会晤。当胡文虎决定应邀前往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去，他说：“香港饿死不少人，我信佛，不少日本人也信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便得到东京求，我去就是为了求米救人。”
胡文虎东京之行当时轰动海内外，他归来后亲友纷纷询问，言语间充满怀疑。外界更是微词多多，无奈之下他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报纸上，称自己“因事关民众问题，乃慨然乘机前往”，试图“以香港为中心，就有利于大众之事，脚踏实地”，会面主要商谈的事情包括“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等。
该文当是胡文虎东京之行的注解，然而，却很容易被认为是胡的“一面之词”，原文中多有与“东条首相”“相谈甚欢”，“感慰之情无以言喻”的字句，更增加“媚敌”之嫌。
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18日，厦门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道厦门记者工会举办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就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拘留惩办。”接着，《立人日报》更以“声讨胡文虎媚敌”为大字标题，报道此消息；《江声报》则以“新闻记者工会昨检举胡文虎充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作标题。英国殖民地政府也以胡文虎在日寇入侵时期有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的传说，而禁止胡的自由。
此时，胡文虎真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就在胡文虎蒙冤之时，站出来抱打不平的竟是与胡文虎长期不和的另一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
1949年1月，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刊出题为《为胡文虎请命》的社论。该文援引英军降将都要在日军刺刀下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为例，为胡文虎作为平民商人、慈善家在日军淫威下无力反抗做辩解；然后质问英国当局：以胡文虎先生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关系之深、贡献之大，为何尚不能见容于英国政府？指出英国殖民当局不要以此一举“影响及英国政治的稳定性”，“不要因限制胡文虎一人而引起全体华人的反感”。
此社论一出，《星洲日报》全文转载，一时轰动东南亚。英国殖民当局于是宣布解除对胡文虎行动自由的禁令。接着，香港总督还给他颁发了圣约翰爵士勋位。这是英国政府以此方式给胡文虎平了反。
但是，在中国内地，仍有不少人对胡文虎有误解。解放后，胡文虎在内地的资产全部被没收。广州永安堂被查没。皆因此事的影响。
1954年9月，胡文虎回香港途中途经美国檀香山时，突然发病，入皇后医院后于9月5日去世。遗体在当地火化后，骨灰由长子胡蛟带返香港，葬于万金油花园，上竖名“灵照之塔”的纪念碑。
1955年，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向中国港澳工作组新闻战线党组负责人问及胡文虎的情况，该负责人如实讲述后，陶铸说：“现在有一件事是可以马上做的，就是我们先跨出一步，将长堤那个虎标永安堂大楼先退回给胡氏家族。这就取消了‘敌产’性质，算是事实上的赔礼道歉。作为中南局的书记，我可以先走这一步。”
胡文虎的遗嘱中，把内地所有产业归于爱女胡仙的名下，但当时是拿不到手的。
当胡仙听到陶铸书记意见的转达后，回话说：“很高兴陶铸先生归还广州永安堂，承认了胡家人的华侨国民地位，谢谢他的心意，至于永安堂，我们现在收回来也没有什么大用，既然政府承认了我们的产权，我想还是让广东省总工会再用下去，也算是家父对祖国尽一点心意吧。”
陶铸听了胡仙的回话，十分高兴地说：“我尊重她的意见，让省总工会继续借用下去，但不能白白占用，作为胡家的产业，我们要付房租；按照广州的租价，省总工会将房租存入人民银行，胡仙什么时候要取用就什么时候来提取。”他还让人转告对胡仙的感谢，表示“欢迎她随时到广州来参观，看看她家的永安堂嘛，我接待！”
1992年8月初，福建省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部副主任洪仁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期间他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查阅了日本战史档案中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谈话内容的原始记录，于是胡文虎东京之行真相大白--
按《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中记：“昭和18年（1943年）7月17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3时30分。地点，东条别墅。中心内容：东条英机要胡文虎调运缅甸和东南亚过剩的大米到中国，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换运国统区钨矿（系军用物资）至日本，胡文虎以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及自己仍在软禁中而拒绝。”文中还记胡文虎抨击伪政权的腐败，并试图探问中日战争何时结束，被在场的东条幕僚制止。
遍查东条英机的全部机密谈话档案，东条英机与胡文虎的谈话仅此一次。
此后，中国内地的胡文虎产业全部归还胡仙。胡文虎终于含笑于九泉。
1992年10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决定将永安堂还给胡仙。11月23日，胡仙偕同90高龄的母亲陈金枝及堂弟胡清德等亲属飞赴北京，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
1995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胡仙把永安堂大楼捐献给广州市政府，希望成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捐赠仪式上，胡仙博士说：“家父生前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十分重视，我收回永安堂的产权后，感到让广州少年儿童有个良好的学习场所十分重要。图书馆是培养选拔人才的摇篮。”
1996年6月1日，广州市少儿童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开馆仪式。
（本文由伍福生提供部分资料）

永安堂 胡文虎 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