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濠涌在广州的河涌史上是最年轻的。以前它是一条从白云山下来的小溪；明代，广州把宋代东、中、西三城的格局，打通合并为一城，东城墙就在今越秀北路。越秀北路与小北路交界处，是小北门。明成化年间（1472年前后），总督韩雍主持利用那条小溪开凿东濠，在小北把文溪水引入濠中，作为护城河，从此，广州就有了一条东濠涌。这是五百年前的事情了。
东濠涌汇集了三条水道，最主要的一条是从下塘来的文溪，另外一条是从黄花岗、淘金坑来，还有一条是从越秀山东秀湖来。明代初尚未筑外城，东濠只是从小北至清水濠，与玉带河连通。后来筑了外城，也只是到万福路即止。那时大沙头还没有完全成陆，著名的羊城三石（海印、海珠、浮丘）之一的海印石，就位于东濠涌下游东侧，据说因大潮时半露波际，形似印章，故名海印石。清康熙十三年（1674）的《广东通志》描述，海印石“兀立风涛之颠，自成一岛”。明万历年间，石上有海印阁，清嘉庆时改建为京观楼。登楼远望，大江浩茫，豪华荡尽，只有点点客帆高挂云际，极苍凉萧远之致。同治时，楼废、改建为炮台（称东定炮台或东水炮台），是广州城东的江防重地。
随着珠江水岸的南移，从东濠冲下来的泥沙在海印石周围淤积，慢慢形成陆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海印石与筑横沙终于连成一片，渐成民居，而东濠也随之延伸到大沙头，与新河涌接通，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上游是濠，下游是涌了。广州只有东濠涌，没有西濠涌、南濠涌，是有一定理由的，并非广州人随心所欲乱起名字。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东濠口架设铁桥，形成今珠江东堤岸。
东濠涌大致可分为四段，全长4225米。第一段从登峰路至小北，即北城外古文溪上游段，属于台地地貌，承接来自白云山、越秀山的十一条坑水和黄花岗红岩丘陵的五条坑水，水源相当丰富，每遇汛潮，很易发生洪灾。
第二段从小北至越秀桥，以前是一个海拔十几米的小山冈，至越秀桥附近止。山冈下是铜关、位置在今黄华路口，六脉渠的部分渠水由此出城。黄华路以前叫黄华塘乡，亦称皇华塘。明末僧人函可在这里盖了一座皇华寺。樊封曾赞美寺院的风光：“栖濠面郭，红棉绕门，景最清幽”。（《南海百咏续编》）南明灭亡后，函可因为私下记录清军焚劫杀戮的惨况，被官府发现，受到严刑拷打，但他死不供认，最后被发配到吉林，卒于戍所。他在异乡还写诗怀念黄华故地：
三亩离支一亩塘，长松千尺列成行。
主人犹自不归去，草野空余薜荔墙。
函可走后，寺院逐渐荒圮，成为乡人停放棺材的地方，后来改建为女普济院，专门收养贫老妇人。光绪十三年（1897）。张之洞在黄华路创办广东钱局，其址在今广东省委党校内，据今人邱汉强先生考证：“在城墙未拆前，出入须经由东门外北横街，厂址贴近东濠，经疏浚后，运料大木船，可从东河沿濠直达厂前，从挖好引注小北山泉备供给水用之大塘（现又填塞建屋）斜坡上落，颇形便利。厂基占地八十余亩，大小厂房建筑物不下数十座，几十公尺高的烟囱，是广州当时唯一的高烟囱，全部建筑费包括疏浚东濠又用去银十四万六千余两。以如许投资，有这么大的设备与规模，照现时眼光衡量，自然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广东确算是空前巨型，够得上称之为广东第一家大型工厂，即就全国而言，其时也只有福建造船厂、南、北洋机器制造局等几家军需工业能凌驾其上。”（《广东造币厂见闻》）
钱局疏浚东濠的工程，主要是从局前开了一条五至二十丈宽的新河涌接入东濠，同时把铜关至濠口的一段拓宽二丈二尺至四丈三尺不等，加深四尺三四寸。1999年的《东山区志》亦称：“铜关前的黄孖塘以下河段有运输价值。黄孖塘附近为泊舟处，水面较宽。”其实就是当年广东钱局疏浚的功劳。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广州，小北一带的东濠两岸做了日军的马房，从小北到法政路全部划为禁区，禁止行人通过。不时有夜归的村民，被日军从更楼开枪射杀。抗战胜利以后，农民重新回到东濠边耕种，第一、二段的东濠涌边，都是畦畦菜田。濠的两岸砌有石壆，以防濠水漫出。珠江涨潮时，潮水可以涌到越秀桥附近，顺德的农民便撑着一只只小艇，一直深入到红胜街附近，割取岸边的青草喂猪。那时的濠水十分清澈，直到1950年以前，濠畔人家都是饮用濠水的。
第三段从铜关至清水濠东端的东水关。东濠过了越秀桥，开始进入了平原地带了，人烟也开始稠密了。宋代以前是河口，熙宁年间由广州转运使王靖所浚。在东濠的东侧，有一座小冈阜，由北向南，从今东风东路延伸至中山三路，冈阜上有清代开办的瞽目院，专门收容无依的失明人士入住，现已成了广东省残疾人培训中心。岗前小路，迤逦斜行，按照广州人直截了当的命名习惯，斜行的路就叫“斜路头”。后来，广东钱局改称广东造币厂，斜路头因北面通造币厂，人们才改叫它“钱路头”。
第四段从东水关至大沙头东濠口，经东堤铁桥汇入珠江。由于珠江水岸变化较大，这一段的东濠也随之而变。1999年的《东山区志》记得很详细：“宋时东濠口在东水关附近，古名沙澳，与东澳、波罗水道相通，三水汇成一大海湾，为外舶停靠处，故南宋设东水关于此。后因泥沙淤积，濠口南移至玉带河以南，濠面宽70米，并与波罗水道相连。清代筑东西两翼城。直至江边，东濠口继续南移至镇龙上街和糙米栏口。清顺治四年（1647），濠面宽仍达70米。清同治年间，濠口南移至今长堤东段（东鬼基）。同治以后，泥沙淤积，在濠口处蓄水成湖，东濠、玉带濠（内城南城河）、玉带河（外城南城河）、波罗水道等均汇于内湖。清宣统年间，濠口再下移至珠江，东堤直连大沙头，濠面变狭，波罗水道成了沟渠，筑横沙，大沙头一带已成民居。
在今清水濠小学对面，有永安东街、永安横街。以前这里有一座永安桥，横跨东濠，桥东是永安圩，商货咸集，酒旗沙岸，舟如流水，十分热闹。有一家“永利酒店”，是明代的老字号。张维屏住在清水濠时，也光顾过这家酒店，店主久闻他的大名，请他为酒店题诗，张维屏欣然命笔，即席赋诗一首：
万瓦鳞鳞雉堞遮，小东门外一帘斜。
永安桥畔行人识，二百年前旧酒家。
东濠由于承接着白云山、越秀山的山水，不断有大量泥沙淤积，而下游的人居愈来愈密集，也造成了濠涌日益就窄，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暴雨连下十几天，仙羊街龙藏里的龙起井，半夜突然涛声震沸，至天明不息。街坊们说，这是一口宋代的古井，宝祐元年（1253）五月，井中有龙升天，故名“龙起”。未几，白云山洪水骤然暴发，沿着文溪古道倾泻而下，喷薄如雷，东濠不及排泄，大水冲崩小北门，小南门、大东门的城门被水冲到关闭，以至全城被淹，水深达两三米，民众扶老携幼，仓皇登上城墙避灾，大水四天才退，官廨民房，倒塌大半。事后人们惊魂未定地回忆起井沸之事，都说泉脉下通江潮，“龙起”这名字不是乱起的。
这场灾难给人们留下的惨痛记忆，一个甲子过去了，仍未磨灭，但另一场灾难又降临了。道光十三年（1833）夏天，广州连降几日大雨，农历七月十六日，白云山、越秀山和黄花岗的十六条坑水，同时暴涨，滚滚浊流，汇聚到下塘，相激相荡，翻腾咆哮，再次从文溪古道一泻而下。小北门不能开，洪水溢出东濠，疯狂灌入城中，芳草街、天官里、雅荷塘、东华里一带，全部淹成茫茫泽国。嘉庆年间番禺举人陆殿邦记录了这场大灾难：“道光癸巳，绵雨连日，山水陡发，小北门致不能开，天关之口为山水所逼，亦不能出。北自十九洞，南至芳草街及东华里，俱成巨浸，贫户土屋坍塌殆尽。”（《维心亨室文集》）
番禺李鸿仪有诗《羊城水灾行》描述了这场浩劫，今天读来，仍觉一字一惊心，一行一血泪：
癸巳七月十六日，商羊乱舞月离毕。
连绵昼夜雨滂沱，飓风翻动蛟龙窟。
海水横飞十丈高，白云山水流滔滔。
海水山水浑为一，须臾平地掀波涛。
上塘下塘水如箭，激入北门世罕见。
东邻西舍各逃生，驾筏仓黄泪如霰。
人家十万羊城居，一朝巨浸半丘墟。
冲墙倒壁压街巷，红颜白发填沟渠。
死作游魂生饿口，劈空刀落复何有。
可怜棺椁厝莲池，涌出城濠会飞走。
类似的水灾，在广州时有发生，东濠的疏浚，成了历任政府一个永无息肩之日的任务。越秀桥头立有一块《整理东濠下游碑记》，上面记载了1932年的一场大水灾。这场水灾，促使当时的广州政府下决心彻底治理东濠，为了筹措治涌经费，将广州的建筑宅地税增加两成，期限二年，并招标兴建跨涌桥梁。工程由拥有美国哥伦亚业大学电学硕士学位的工务局长文树声主持。在1935年完成。文树声勒碑志之：
整理东濠下游碑记
粤城设置肇始于周赧王，时越人公师隅所筑之南武城，历时二千余载。濠渠淤塞事所常有，虽历代有所浚，第多因陋就简，只顾目前，无一劳永逸之策。以故水患叠见，而东濠则尤甚焉。民国二十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广州市大雨竟夕，东濠上游山洪暴发，小北区城首当其冲，塌宇伤人遽罹浩劫，百年以来未尝有也。翌岁秋，复遭巨浸，为患无已。补牢之举，自不容缓；兴利除弊，责在有司。二十有二年冬，树声忝长工务，谋为市民安居弭患，即致力修治渠务，乃秉乘意旨筹集款项，缮冶图则，凡十余月始克竣事。爰于二十有四年秋，举工事自筑横沙以迄双眼桥，濠长凡万尺，阻者宽之，淤者浚之，分级跌流，以杀激湍，并于濠旁拓筑行路以示濠界，而利往来，复于潼关筑口，建置活闸以压倒流。濠有桥凡五：曰筑横沙桥、曰小东门桥、曰东华路桥、曰大东门桥、曰越秀桥、曰桥孔皆隘，宣泄维艰，故皆夷而新之，斯桥其一矣，此皆下游之工事也。至若扩而充之，凿沟以泄河源，筑坝而成涵湖，利用山洪，以资灌溉，斯则上游工事之设施更为美然，亦未可视为缓图也。兹因桥成，爰纪其要，以勒贞珉。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
□□□□□□撰并书

东濠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