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拟讨论如下几个问题：一，文学是文化的形象载体；二，建立广州文学馆与建设“首善之区”之关系；三，建立广州文学馆的具体构想。
1，文学是文化的形象载体
文学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文化的一个形象载体。和其它所有的文化载体相比，文学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是最多的。文学所承载的信息，至少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数学、水利、交通、通信、建筑、铸造、冶炼、农业、林业、商业、环境、生物、赈灾、化学、医药、体育、养生、生育、饮食、服饰、酿造、制度、礼仪、民俗、政治、治安、军事、外交、民族、宗教、伦理、哲学、法律、教育、音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印刷、传播、收藏、旅游、文字、语言等50多个门类，[1]这里有人文科学方面的信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信息，还有不少交叉学科方面的信息。文学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人们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称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获得的知识，比从职业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所获得的还要多，就是讲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百科全书的功能的。
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文学又是一门表现力最强的、内涵最为丰富的艺术。文学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自由、最富于表现力的手段——文字，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世间万物，表现人的心灵世界，而其它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则有所不能，它们的表现手段和表现空间都是很有限的。文学可以充分地表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所表现的内容，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却不能充分表现文学所能表现的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又可以说是一门综合艺术。
文学的丰富性来源于文学家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文学家的知识结构是很丰富的。古代的文学家尤其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很少有人是以文学为专门职业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首先是各级政府的官员 [2]，文学只是他们的一种业余爱好。少数人虽然没有做官，但也不靠文学来谋生，他们或者是教师、医生、画家，或者是农民、工匠、商人，或者是和尚、道士，等等，总之，在三百六十五行当中，文学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职业。因为不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的职业，所以也就成了许多人都可以为之的一件风雅之事。在中国古代，凡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人，都可以从事文学创作。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科举功名，有没有进士、举人或秀才这样的头衔，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也就是社会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意义和价值，是需要从多种角度来确认的。
一个地方出不出文学家，出多少文学家，与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绝大的关系。一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又比较安定，教育发达，民风向学，文化积累深厚，加上交通方便，人员往来自由，文化交流不受阻滞，这个地方就适宜于文学家的出生和成长。一个地方的文学家的数量之多少，质量之高低，成就之大小，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之优劣、文化底蕴之厚薄的重要指标。
2，建立广州文学馆与建设“首善之区”之关系
广州这座城市，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立南海郡，以番禺（今广州）为郡治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了2222年的历史。这2222年当中，广州历代的政府官员、人民群众和文化人士，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地看，广州曾经拥有的文化成就、文化底蕴、文化地位和文化影响，不仅仅是在广东境内，就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包括广西、海南、香港、澳门，都是首屈一指的。笔者曾对西汉以来广东境内的文学家做过一个调查，据统计，从西汉到近代，即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这2155年间，广东境内（包括香港、海南，以及广西的合浦与钦州）有籍贯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有1800人，其中占籍广州的就有1405人，占总数的78.1%。①广州曾经拥有的文化成就、文化地位和发展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大家讲，要把广州建成全省的“首善之区”，其实2000多年来，广州一直就是广东的“首善之区”，广州作为广东的“首善之区”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要把广州建成全省的“首善之区”，因为这个工作，我们的前人早已完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个“首善之区”建设得更好。
“首善之区”的内涵，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全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更应该是全省的文化中心。它的文化成就，它的价值取向，它的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文明程度、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足以表率全省。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首善之区”这四个字，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人们对“首善之区”的表率作用，也有了新的期待。如何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继承这个“首善之区”的优良传统，挖掘它的文化底蕴，提升它的软实力，促成它的可持续发展，使之更和谐、更文明，更适宜于人们的居住和创业，更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与魅力，更能表率全省，辐射华南，影响全国，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任务。
为把“首善之区”建设得更好，可以有许多途径，许多办法。这里只谈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广州文学馆。如上所述，文学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它是文化的形象载体，通过一个地方的文学，来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可以说是最佳途径之一。2000多年来，广州的文学在广东全省，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是最为发达的。有1400多位有文集行世的文学家，有许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既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底蕴，既是人们了解广州文化、认识广州文化的一个形象载体，也是我们建好“首善之区”、提升广州软实力而可资开采的一座富矿，更是提高当代广州人的文化素质、繁荣当代广州文学的一个平台。它的文化意义，超过了建一座同等规模的美术馆、音乐厅或雕塑园。我们早就有了多个美术馆，多个音乐厅，多个雕塑园，为什么就不能建一个文学馆呢？
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建在北京，属于一种专题性的或者断代性的文学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文学家纪念馆，如郭沫若纪念馆，沈从文纪念馆，闻一多纪念馆，等等。既没有一座涵盖古今3000年文学的综合性文学馆，也没有一座地方性的文学馆。如果广州能够在三五年之内建成一座地方性的、同时又是综合性的文学馆，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它在全国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是可以预见的。
3，建立广州文学馆的基本构想
（1）广州文学馆的基本功能
我们所构想的广州文学馆，应该具备如下几个功能：
一是收藏功能。上述1400多位广州籍的文学家，都曾经有文集问世。这些文集，有的被省内各地图书馆收藏，有的被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图书馆收藏，有的被国外图书馆收藏，有的由其后人收藏，有的则散落在各处。除少数文集得到重印之外，多数文集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的或人为的损毁。如果建成一个广州文学馆，就可以政府的名义，把这些文集逐步地收藏起来，加以妥善的保管。
广州文学馆除了收藏广州籍的文学家的文集，还应收藏曾经流寓广州的外地文学家的文集。西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流寓广州的外地文学家是很多的，他们有的是被贬谪的朝廷官员，有的是客居在广州的文人学士。他们在广州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还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们对广州的文学和文化，是有过重要贡献的。收藏他们的文集，可以体现广州文学馆的丰富性或多样化。
二是展示功能。上述1400多位文学家的文集，还有许多流寓广州的外地文学家的文集，有的是印本，有的是抄本，还有的是作者本人的手写本。它们的版式、装帧、纸张、书法等等，体现了不同的时代风格、地域风格和个人风格，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如果建成一个广州文学馆，就可以开辟一个或若干个版本展示厅，为广大读者和版本、书法爱好者展示这些文集的部分原件或复印件。
另外许多文学家的画像、照片、手迹，有关故居、墓地、文学活动场所的图片，他们生前用过的部分实物，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展示。
三是传播功能。广州文学馆建成之后，许多具有研究价值、使用价值和阅读价值的文集，包括许多平时不易见到、不易借阅的文集，就可以发挥它们固有的文化传播功能，服务于广大的读者和研究工作者。
文学馆还可以经常性地开设相关的文学讲座和文化讲座，吸引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在这里讲授文学，传播文化。
四是研究功能。文学馆建成之后，可以吸引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那些专业的、业余的研究工作者，在这里从事相关的考察、研究。
文学馆本身，还可以成立相关的研究所、研究室，邀请那些专业的或业余的研究工作者，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
文学馆还可以出版相关的或公开或内部的学术刊物，将有关整理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众。
还可以召开有关的研讨会。
（2）广州文学馆的建设和管理
广州文学馆的建设和管理，是建好“首善之区”的一项文化事业，也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它的意义在于真正确立一种“以文化论输赢”的价值观，在于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它为这座城市所提供的，只能是巨大的无形资产。
广州文学馆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公益行为。为了保证它的公益性，最好是由政府长期投资。如果民间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也必须是无偿的。
文学馆的选址不能偏僻，应该选在市中心，这样不仅可以方便读者，更可以营造一种气氛。
文学馆不能成为象牙之塔。它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它应该是广大市民可以光顾的公共文化场所。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参观、考察、阅读、听讲座。不必像进美术馆、音乐厅、科学馆那样，不必购买任何门票。
文学馆可以聘请少量的专业人员从事日常管理工作，多数的工作人员可以招聘志愿者。
文学馆本身不能期待任何经济回报，不能期待任何经济补偿。
来文学馆讲学的专家，也不应该期待从这里得到任何经济回报。
如果能够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广州文学馆，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广州软实力的一项举措，是惠及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惠及子孙后代的一项公益事业；在文学馆工作、服务、开讲座等等，是一种荣誉，是社会对他的文化水准的一种认可；而在文学馆参观、考察、阅读、听讲座等等，则是仰慕优秀文化、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一种表现。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这个“首善之区”的战略眼光、文化品位和文明程度，就算真正达到了。


说明：
[1]曾大兴《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曾大兴、纪德君主编《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能力建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指出：中国在七世纪科举制实行后，“所考的题目，原则上是政治论、哲学论，同时还要考诗。像这样，参与政治者必然应该参与文学活动；倒过来，参与文学活动者应该参与政治，至少应具有参与政治的欲望”；“一般来说，任何形式的官吏经历都没有的文学家是很稀少的。”参见吉川幸次郎著《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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