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与不落家习俗，曾盛行于粤中的顺德、番禺、中山、南海等县，是封建制度下的畸形风俗。
在旧社会里，未婚少女均蓄辫，婚后始束髻。唯上述地区许多妇女，却通过一种特定的仪式，自行易辫而髻，以示决心不嫁，以独身终老。称为“自梳”或“梳起”。
另一种少女，迫于父母之命，不能“梳起”，只好在举行婚礼后，长归母家，避免与丈夫同居。这种妇女，名曰已婚，实亦独处，与“自梳”名异而实同，粤中通称为“不落家”。
“不落家”与“大归”不同，前者不与丈夫共同生活；后者曾与丈夫共同生活，感觉不能相处，然后长居母家。虽同属归宁，实质各异。
自梳与不落家的习俗始于何时，已难确考。番禺李氏据任氏所修《县志》谓：“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任志成书于乾隆卅九年（一七七四年），可见番禺一地，女子不嫁，在清初已成风气。不落家之成风，为时更早。据《屈翁山年谱》载：“翁山因前妻仙岭乡刘氏不落家，而以王华姜为继室。”翁山娶刘氏，在康熙元年，故番禺妇女不落家之风，清初亦已盛行。光绪、宣统年间（一九〇八年前后），笔者邬庆时的故乡番禺南村，人口多达数千人，一年之中，女子之出嫁者，不过数人，至一九〇九年，甚至无一人出嫁，形成“有入无出”的畸形状态，自梳风气之浓，于此可见。民国以后，自梳与不落家的风气虽渐陵替，但直到解放初期，余风仍未全泯。据广东省妇女联合会一九五三年调查，番禺第四区大龙乡全乡二千零二十八名妇女中，仍有自梳女二百四十五人，占妇女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二。同一时期，中山的沙蓢乡，仍有不落家的妇女四十六人。
笔者等的家乡，妇女辈自幼即常唱这样一支歌：“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眼泪唔干入下间（厨房）。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老爷（家翁）煮定（或）蒸？老爷话煮，安人（家姑）话蒸；蒸蒸煮煮都唔中意，拍起台头闹（骂）一番。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裙!”对妇女在家庭受到的虐待，刻画得深刻入微。每与乡中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谈，无不极言自梳及不落家的逸豫，远胜乡中姐妹已结婚落家者的备受虐苦。笔者黎思复族中，清末时曾有翰林黎荣翰者，为其继子寿南论婚。邻乡容奇有首富杨氏，慕其荣贵，以女妻之。寿南貌奇丑，面皮凹凸如潮州柑，举动语言，迟钝木讷，常被族人引为笑柄。杨女极痛苦，婚后翌晨即大归，以独身终老。族中自梳女，常以此为姐妹辈鉴戒。故当时顺德、南海、番禺、中山等自梳与不落家风气盛行的地区，妇女辈多视结婚为畏途。笔者陈遹曾的堂姑陈霭姑，由父母作主，订婚于邻乡沙涌江氏，直至“开缄”（出嫁前夕）之日，始由其姑母向她宣示。霭姑乍闻此事，惊惧至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躲在床上哭了三天，直至花轿出门，仍号啕不绝，使人目不忍睹。故自梳与不落家，未始不是她们对封建婚姻及夫权压迫的不满与反抗的表现。
这种风气，只盛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其他地区罕见。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富饶，手工业发达，妇女谋生门径较多。顺德蚕丝业隆盛时，缫丝女特多，自梳与不落家之风亦特炽。番禺一邑，自梳与不落家之风只见于较富庶的禺南，地土贫瘠，妇女不易独立谋生的禺北，即无此风气。
笔者等的诸姑姐妹及戚娅，自梳与不落家的比比皆是。兹就平日对她们观察所得，综述如后，供研究地方风俗参考。不备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梳起”的 仪式
“梳起”是上述地区的女子宣示决心以丫角终老的一种特定仪式。一经“梳起”以后，即成铁案，终生不得翻悔。如有勾三搭四，即为乡党所不容，其甚者往往被捆缚塞入猪笼内，投于河涌将之浸死。清末时，黎思复曾有一位从嫂身故，其妹为一自梳女，因与姊夫接近，日久生爱，双宿时被乡人捉获。乡人故意纵去思复的从兄，只将其姨捆绑塞入猪笼内，扛至河边，坠以大石，拟投入河中。思复的从兄被释后，即遄返乃祖在东马宁墟所设的当楼上，以望远镜向河边窥视。见状急托人前往求情，卒以一千元白银作“利是”，才将其小姨救出。故女子对“梳起”仪式，向极重视。
一般父母，对女儿独身终老，无所归宿，殊感痛心疾首，多百般反对。陈遹曾家中第三房一个姑姐名芳姑，在乡中梳起后，回家禀告时，她的父母为之黯然下泪，食不下咽，阖家经旬不宁。但女儿梳起为众所周知后，父母即不能再强其出嫁，否则无异破坏她的贞操。故上述地区作父母的人，对防范女儿梳起，向极严密。欲梳起的女子，除个别已取得家庭同意外，为避免家庭阻挠，引起纠纷，梳起仪式，多在姐妹辈掩庇下秘密举行。
为了避过家庭的耳目，梳起仪式的筹备，多在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聚居的“姑婆屋”内进行。梳起时所需的物品如：新衣（包括内衣、底裤）、新鞋、新袜、梳子、红头绳、镜妆（又称“柬妆”，为梳妆用的小箱子，上嵌玻璃镜，下有小抽屉数个，内贮梳、蓖、骨簪、粉、头绳等）及祭品：烧肉、鸡、红包、大发、生果、线香、宝烛、茶、酒等，亦由“姑婆屋”内的姐妹协助暗地里陆续备办。
梳起的前夕，例必在“姑婆屋”内住宿，以香汤（黄皮叶煲水）沐浴后，即召齐志同道合的姐妹（包括已梳起及未梳起的）聚谈，由已自梳的姐妹传授“心法”，如：如何坚持独身、应付家庭阻挠，及如何在家庭里立身、独立谋生、互相扶持等，互相鼓励，至晨光曦微即趁路上未有行人，联同前往附近的神庙举行梳起仪式。
梳起的女子到神庙后，即在观音菩萨座前摆开携去的衣物和祭品，点起香烛，向神像三跪九叩。矢誓决心“梳起“，永不婚嫁。然后由事先约定的已梳起的妇女为她拆开原梳的辫子，改梳为云髻（亦有在先一晚将辫梳成髻的）。接着即将身上穿着的衣服脱下，换上新衣。这个梳起的女子再向观音菩萨叩拜后，即与同往的姊妹互拜、道贺。仪式至此便算结束。
自梳女在梳起仪式举行过以后，才回家告诉父母及家人，并将拜过菩萨的祭品分送亲友。稍富有的，还做酒席宴客，各姊妹（包括“老姑婆”--前一辈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及女戚亦送礼祝贺。如果是家庭同意梳起的，就在家里宴客，一若男子之娶亲，认为是毕生一件大喜事；家庭不同意的，梳起后多不敢直接告诉家人，凂“老姑婆”代为转达。如家规极严，连“老姑婆”亦不敢出面代陈，就只好在暗中梳起后，与“老姑婆”及姐妹们相约保持秘密和私下互相紧密联系，预谋应付家庭责罚及强迫结婚。
二、不落家的习俗
有些人家的女儿，自己蓄意要过独身生活，但父母防范甚严，无法自梳，或虽已秘密自梳，但不敢告诉父母及公开宣布，致被迫出嫁，就只好采取婚后“不落家”一途。
这些妇女为了达到不落家的目的，必须经过顽强的斗争，在结婚后设法自保其身，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因为一经怀孕，俗例即需落家，从此便脱身不得（过去人工流产之法极少，且极危险，又属违法，绝少采用）。
故决心不落家的妇女，临嫁时必由先辈姊妹，教以应付之法，并由金兰姊妹（结拜姊妹）特制一套防御衣服给其穿着。这种衣服用厚布制成，上下衣相连，穿在身上以后，由金兰姊妹用麻线将所有夹口处密密缝固，务使新郎无法扯开。又随身携带剪刀，作自卫武器，不准其迫近自己的身体，如新郎以暴力相逼，即厉呼求助。当时习俗，新婚时娘家必遣“大妗”（陪侍新娘的妇女）伴随新娘过门，决心不落家的妇女，其“大妗”及仆从即以金兰姊妹乔充，闻声即群集护卫，帮助新娘度过难关。
那时俗例：新娘在婚礼后，须在夫家住至“三朝”，才能回母家，俗称“回门”。但当晚仍须回夫家，住至满月，才许归宁，在母家小住。但不落家的妇女，便不尽依此习俗，仅在夫家住至“三朝”，回门后即不复返夫家。故新娘必须在婚后这两天两夜内，坚持不懈地顽强斗争，拒绝丈夫的性要求，才能达到不落家的目的。
笔者曾见山门乡李姓一女儿出嫁时，因夫家防范甚严，不许其返回娘家。她的姊妹们闻讯，结队前往吵闹交涉，仍不得出。结果，只好在深夜，由“大妗”作内应，从瓦面私逃。逃出后即匿居远离母家的“姑婆屋”，当时称为“走密身”。其夫家到来追讨，则由金兰姊妹出面代提出不落家的要求，自愿赔款给夫婿纳妾。夫家同意以后，李女才返回娘家。夫婿纳妾时，仅回夫家独宿一宵，受新妾叩头献茶，为新妾命名后，仍归母家长住。这是不落家妇女的斗争意志较坚强者。
一些意志不甚坚强的妇女，出嫁时戒备便不如此严密，亦不穿防御衣服，只靠自己的力量与新郎周旋；抗拒无效，便只好屈从。倘不怀孕，仍不落家。俟怀孕以后，然后落家。
除了上述方式外，间亦有婚前预先订明在婚后三年或若干年始落家，以缓冲一时。到期如仍不欲落家，才正式提出不落家的要求，赔款给夫家纳妾；或在到期前出门远去，使夫家无以寻究。她们在逃出后若不幸被夫家缉获，或被父母缉获交回婿家，强迫其落家时，往往仍不肯屈从，甚至愤而自杀。遇到这种情况，她们的姊妹辈便会联群结队，到婿家问罪，俗称“闹人命”。故男家对女方提出不落家的要求，一般多不敢坚决拒绝，以免造成惨痛的后果。而自梳与不落家的妇女，由此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自梳与不落家之风，更使人无可抗拒。
当时，有一些小康以上的家庭，既不愿女儿梳起，又拗不过女儿独身终老的决心，且恐女大不嫁“驮衰家”（在宗法迷信观念统治的社会里，一般人认为凡大年大节，有已长成的女儿留在家中，都不吉利，将招致财丁的损失），只好采取“买门口”的折衷办法，即在替女儿找夫家时，订明女儿不落家，宁愿花一笔钱，给女婿纳妾为代。以后，逢年过节，则由夫家迎回去；若迎而不去，则任由其往乡中姊妹处度年、度节。家资富有的，更由父母另拨房屋给她们居住，以免留在娘家。
上述不落家的妇女，虽不与夫家共同生活，但在夫家仍是主妇。夫家有红、白事，例必派人迎回去。尤其遇到翁姑及夫婿丧事，必须回去“上服”尽孝。除此以外，就只有待到她本人病重，无可救药时，才使人抬回婿家待毙。在弥留期间的饮食、医药以至身后的一切，殓葬、招待费用，俱由女方自备，不用婿家破费一文，且多有遗产留给其妾及庶出子女，婿家亦必以主妇礼送丧。间中亦有不回婿家而死于“姑婆屋”或尼庵或。若死于母家，则为不祥，非有特殊情况，必为乡党不容。
只有少数不落家的妇女，在夫婿死亡后，应庶出子女的要求，回夫家主持家务，谓之“守清”。
三、自梳与不落家妇女的经济生活
自梳与不落家妇女的职业，因地区经济情况而异。自梳与不落家最盛的顺德，多以缫丝及作“妈姐”（女佣）为业；番禺、中山等县的自梳及不落家的妇女，则多以织布、织毛巾、刺绣等为生，间亦有饲养牲畜及耕种者。
顺德、南海两县，蚕丝业全盛时，年青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大都在“丝偈”（丝厂）里缫丝，年老的则多从事采桑、养蚕等工作。丝偈的剥削虽很重，但自梳与不落家妇女多无家庭负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个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仍可略有盈余。二十年代顺德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已被日本人造丝所排挤，“丝偈”多已歇业，硕果仅存的桂洲“丝偈”，缫丝女仍达数百人。当顺德丝业全盛时，各“丝偈”所容纳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之多，便不难想见。
顺德的丝业衰落后，自梳和不落家的妇女，便不得不另谋生计。其中很大部分，流向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在富家作“妈姐”。由于顺德的烹调技术素以精美驰名，如大良的炒牛奶、炒水鱼、水蒸鸡、野鸡卷、炆风鳝，以至切鱼生、炆狗肉等，都别具风格，很受各地人士赞赏。顺德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大都继承了这些传统的烹调技巧，且作事小心，体贴入微，很受雇主欢迎。豪商显宦之家，多雇她们作“干妈”（广州人俗称乳娘为“湿妈”，保姆为“干妈”）、“近身姐”（专替雇主料理精细的身边事务，如整理床铺、装烟递茶、摇扇盛饭、熨衣整履、出入随侍、送礼请安等的女佣）及厨娘等，甚至把全部家务，都委托她们照料。故“顺德妈姐”曾饮誉一时；雇用“顺德妈姐”便成为显贵人家的风尚。
不少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因长期在外受雇，而薄有积蓄。清末下九甫梁式（其祖曾任浙江布政使，告休后在广州下九甫置产甚多，仅铺房一项即逾百栋，复强霸万顷沙的沙田百顷，夙称巨富，有“下九甫梁”之称），有一“近身姐”名莲姑，侍其孀媳数十年，积资逾万，晚年即在广州东华东路置屋娱老。笔者陈遹曾的堂表姊邓亚莲，顺德龙山乡人，自少梳起。邓家经营银业，家道原很富裕。但自梳女多以独立谋生为时尚，亚莲不甘落后，故梳起后即离家赴广州，在一织造厂内做工。后因织造厂倒闭，转佣于西关周家，并以作“大妗”或“近身姐”（广州旧俗，新婚头一个月，多雇用“近身姐”）为副业，因而薄有积蓄。其后邓家因所经营的银业失败，家道中落，时赖亚莲照顾。遹曾有一第九房的堂姑，亦在梳起后即赴香港佣工。以所积蓄的工资维持其母及妹的生活。及其母去世，妹亦婚嫁，所蓄更多，晚年即以所蓄在广州小东门购屋而居，仍时以余资补助其妹一家的生活。另一邻乡的自梳女黄玩心，数十年来亦以佣工及作“大妗”维生。生平积累，除用以在广州德政南路置屋自居外，并负担起教育侄儿，为侄儿成家立室，甚至为侄儿担负养儿育女的开支。象这样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为数实在不少。
海运畅通以后，有些自梳女更远涉重洋，到海外佣工。据笔者所知，广州仓边路侧毓秀街口世代相传以专医痔漏为业的温天鹤医生，有一自梳的姑母温莲，于四十年前，其父逝世时突然失踪，直至抗日战争以后，仍杳无音讯，亲属均以为必已物故。广州解放后，突由南洋槟榔屿归来，始知她为求得晚年有所资借，不惜漂洋过海，佣于殷富的侨商家中；储蓄渐丰，即自行在槟榔屿开设照相馆，并购置产业，积久遂成小康。番禺睦洲乡有一自梳女陈娟，年青时赴新加坡的妓寨佣工，一去卅余年，直至五、六十岁始由新加坡归来，积资逾万，在广州置产。笔者黎思复的第二个胞姊丽修，亦于四十年前自梳后潜赴越南，后转佣于金边某富户，积资数千。一九二九年回国后，仍于上海纱商钟某家为佣。钟某亦顺德人，婚后所生五个子女，均由丽修为之抚育，以迄成人，故钟氏子女都事丽修如母。丽修虽有所蓄，但以一生在外谋食，不愿购置产业。故在国民党币值暴跌时，所蓄损失几尽。
自梳及不落家妇女之在外佣工较久的，不少深谙英、法等外国语言，在洋人家庭佣工及随洋人返国工作。故自梳及不落家妇女活动的范围，可说遍及中外。尤以用“顺德妈姐”的身份出现的自梳女的足迹最为广阔。
至番禺、中山等地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则以从事刺绣、织布等较众。尤其在民国初年以前，妇女尚受缠足之累，在社会上谋生不易，大都只能在家庭内以针黹为活。黎思复先辈的自梳及不落家姑母，均以缝纫为生，二姑母直至八十高龄，仍从清晨至深夜，缝纫不辍。邻近各乡的人，凡须制置婚丧衣服，几无不经她的手，业务历数十年不衰。
针织业兴起以后，这些地区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不少转而从事针织业。民国初年，广州丝业巨商周汉泉的侄女，梳起后即在广州西关厚德里开设织袜厂及线衫厂，独立谋生。丝业衰落后，周氏的后人多由这个侄女抚养。笔者邬庆时的两个胞妹及各从妹、再从妹等，皆自梳或不落家。二妹亦在广州自设永华织袜厂，织生数百人，无一非同乡的自梳女；三妹在乡开设瑞初私塾，学生也有数百人，其中年稍长者，后来皆自梳，其职业一如她们的先辈。
在乡从事耕作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除自行耕种及饲养牲畜以外，多在农忙季节，出外作临时工，为人插秧、除草、割禾等。在番禺各乡中，有一种特殊的乡例：在收割季节，凡遗落在田基及路上的禾稻（不包括遗留在田内的稻谷--这部分遗谷归承耕人及“耕人”即“二路地主”所得），统归自梳女捡拾，称为“执禾”。执禾的收入看来好象微乎其微，但积少成多，亦是当地自梳女的一笔为数不少的特有收入。
除了上述各项正常的职业活动以外，还有一些稍有积蓄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以“埋月会”、“捻妹花”、放贵利等为业。
“埋月会”原是一种传统的互通有无的互助方式，但那些从事剥削活动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却利用来作生财门路。例如：她们“埋”一份十人的五元月会，原应每月提供五元会款贷给其他需款的会友应用，但往往因需款用的会友多，例定只能由愿出重“标头”（利息）的会友标得，故需标取会款应用的人，只好不惜以一元至元余的“标头”来争标会款。如会款由“出标”一元五角的人标得的话，则其余九人只须每人拿出三元五角给标会的人，将来则可按定额五元十足收回；十人的月会如连续九个月均有会友以如此重的“标头”标会，则这个自梳女在这九个月内只须提供卅一元五角的资金，至第十个月即可收回四十五元现款，获得利息十三元五角（其余类推）。故有些手上持有一千数百资金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通过“埋月会”的办法，年中便可得到三数百元的利息。如果她们是月会的发起人（即“会头”），更可得到无息、优先取得会款的特权，她们即可利用所取得的会款，生息取利。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因为职业关系，人事关系较复杂，交结亦广（包括富家少奶、宠妾；同行的“妈姐”；尼庵的主持和比较富有的尼姑等）。对于“埋会”一事，大都很有门路。间有立心不良的，在埋得十元或廿元月会百余份，收得第一个月的会款数千元，即卷款远飏。但亦有一些比较老实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因为自己作“会头”的月会中，有些会友（即“会仔”）标了会款后，挞欠不供（按规定会友标了一次会后，即不能再标，并须在未满的会期内，每月按定额十足供纳会款，至月会满期为止，称为供“空壳会”），只好自己代为缴付会款，以维护自己--“会头”的信用。
“捻妹花”即专门培养女童供豪贵作妾，借以猎取巨利。笔者黎思复有一从姊，即以“捻妹花”为业，曾养育女童一对，一名桃根（取“桃根桃叶镇相连”之义），貌颇美，年十七即被思复从姊嫁与顺德大良土著龙恩官作妾，索得身价银五千元。其后龙曾以桃根非处女将之退回，思复的从弟即乘机控龙诽谤，又索得龙赔款数千元始了结。从事“捻妹花”的自梳女，大抵都是饶有私蓄之辈。所捻的妹花，由三两朵至十朵、八朵不等。她们为猎取厚利，多设尽一切办法，把妹花“捻”得肌肉润腻，手足纤细，婀娜多姿，不使妹花参加操重劳动，教她们终日涂脂抹粉，供她们以锦衣玉食，使她们适应豪商显宦的淫乐需要。故以“捻妹花”为业的自梳女，多自己置有房舍，所“捻”的妹花较多的，还须雇用使妈来服侍那些妹花。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人力和财力，就必须与其他同行的自梳女合资协作。
妹花都须自幼“捻”起。但小孩的容貌、体态等常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异，往往有幼时姣好，长大后却变得很丑陋的。以“捻妹花”为业的自梳女，必须经得起这样的亏贴。
不独立谋生的自梳女，大抵都是出身于所谓“名门望族”的妇女。因为她们的父祖辈都拥有巨资，她们矢志“梳起”后，往往即由父母拨给一部分资财，供她们维持生活，如顺德巨室龙氏（世代皆显宦，名园“清晖园”即龙氏的花园）的一些自梳女，除由父母拨给大量资财维持生活外，还虑她们索居寂寞，特为她们在大良城华盖里建筑大厦一座，使她们能结伴聚居。宅内一切厅房间隔，都是专供一群自梳女分户同居而设计的，单是厨房，即如一座大厅，炉灶多至十余通，以便她们分爨。清代福建海关道黎召民之女倩初，亦顺德昌教乡人，其兄国廉在民国元年胡汉民督粤时，曾任民政司长。倩初自梳后，其家亦特为她在广州存善东街置三便过、几进深的大院一座，并拨出巨款，给她作赡养之资。这类自梳女大都闲居终日，无所事事，或者是“捻”几朵妹花，以资点缀而已。
四、自梳女的宗法继承和社会关系
一般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既勤劳，自奉又很薄，尽量把辛勤劳动所得积聚下来，以为晚年生活之资。黎思复的姑母，“梳起”以后数十年，每日所食两餐，不外清茶淡饭。思复的父亲有一次孝敬她两罐鹰唛炼奶，她却珍藏起来，半年以后才舍得开一罐来吃。不料贮藏过久，炼奶已变质，使她痛惜不迭。
因此，大多数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到晚年以后，都薄有积蓄。她们既无后代，身后遗产的继承，因而亦与常人略异。
不落家妇女的遗产，如有庶出子女，一般多遗赠其庶出子女或母家亲属。自梳女的遗产，除指定遗给其兄弟、侄儿等亲属者外，则由其所收徒弟或“金兰姊妹”继承。
自梳女收徒的仪式与习俗的拜神上契无异，稍富有的，则设宴遍请其亲友及“金兰姊妹”，但筵席都是斋点，宾客只限于女性。所收之徒，亦必为自梳女。
当自梳女的“徒弟”的人，事师必须唯孝唯敬；师傅有疾病，必须躬侍汤药；师傅去世后，必须上孝着服，承担殓葬、立（神）主供奉、春秋祭扫等义务。而师傅遗下的金钱、衣物、房屋等一切资财，亦统由“徒弟”继承。自梳女之“收徒”，纯为解决晚年生活的依靠与身后的祭祀而设，不一定有若何特殊的技艺可传，故没有一定财产的自梳女，便没有“收徒”的资格。
自梳女为了使自己的“后事”付托得人，对“徒弟”的选择，向极严格。非经过长期细致观察和多方考验，认为完全满意，不轻易接纳。
没有脱离母家外出谋生，或虽脱离母家，但母家有兄弟、侄儿等亲属，彼此又感情融洽的自梳女，则不一定收“徒”传后，而由其兄弟等亲属继承其产业。
一般女子长大不嫁，长居母家，乡俗便认为不祥，但自梳女则作别论。自梳女一经“梳起”后，即有权视母家为己家，以母家之事为自己之事，且可为母家操持家务，虽兄嫂、弟妇辈亦不敢非议，俗称为“把家姑婆”。这类自梳女，一般都具有较浓厚的传统的宗法观念，以弟、兄辈之“荣”“辱”为荣辱；视弟、兄辈之子女为子女；--弟、兄辈举一男则笑口长开，弟、兄辈添一女则拂然不悦。往往由于她们对母家的家事过分关怀和专断，引起兄嫂或弟妇辈的不满。即使这样，母家的亲属一般仍宁愿忍隐相让，非万不得已，绝不使她们因难堪而离开家庭，否则，乡俗多认为其兄嫂、弟妇辈霸道强悍，不能容人，而加以指责。
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除可在母家与亲属同处外，还可与其他金兰姊妹合营一屋而居，称为“姑婆屋”。居住在“姑婆屋”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除在生计上相互提携以外，在生活上亦互相关怀，甚至因此产生同性恋爱，即所谓“契相知”，俨同夫妇，出入相随。
“契相知”俨为夫妇，严格地限于一对一。如果任何一方与第三者（指女性）另恋，同样会引起争吵决裂。
同性相恋的自梳女形同夫妇，暇辄骈嫟哦唱《碧容探监》、《客途秋恨》等一类抒情的木鱼书；但借唱木鱼书以抒情的多是年青一辈的自梳女，中年以后仍唱此类木鱼书的都很少见。乡俗对自梳女在梳起后勾三搭四（对男性而言）惩处虽极残酷，但对她们“契相知”同性恋的一些秽亵行为，则从不干预。
自梳女们为了相互防止不能以独身终老，创奉了一种“迷头教”。这种教据说与流行于南洋一带的“落降头”无异，谣传只要将某一妇女的丈夫的“八字”（出生年、月、日）写下来，由自梳女之懂得法术者披麻戴孝，散发羽步拜祭，并书符念咒，边拜边念，经过一段时期，即可将这个妇女的丈夫魇死。因此，一些被迫出嫁的妇女曾以此达到不落家的手段。其后，更被自梳女辈用以互相恐吓不得中途变志，否则即以魇死其丈夫相要挟。笔者陈遹曾在乡时，曾闻潭山乡有一男子在新婚洞房之夜，忽闻如哭如诉之声。家人起而察看，见新妇，披麻戴孝，独自躲在墙隅暗处魇祭。新郎的家属睹状皆栗然惊呼，召集全家男女将之捉拿，于翌晨将她绑赴“祠堂”交“父老”讯问（乡俗族中，有事均由“父老”集祠公断），始悉新娘为“迷夫教”徒，欲魇死其夫以达到到不落家的目的。结果，只好将婚约取消，由女方赔银给男方另娶作罢。解放前二年，“迷夫教”仍在迷惑妇女。当时，广州市曾盛传西门口菜市有一菜贩的女儿，由父母作主与一青年男子订婚，男女双方原亦互相属意，但女方曾加入“迷夫教”，结婚则违反教规，恐丈夫被“教友”魇死；不结婚又情爱难舍，结果，只好潜往越秀山，双双自缢而死。故许多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在相约加入“迷夫教”后，虽欲中途结婚或落家，但格于教规，都只好强自抑止。还有一些被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包围，原不拟独身终老的少女，凛于“迷夫教”为害，卒不得不自梳或不落家终老。
五、自梳与不落家风气的消灭
由于自梳与不落家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反常现象，作父母的人固然反对，即妇女辈本身亦实逼处此。故在这种风气盛行的年代，许多作家长的人，已想尽许多防止女儿自梳及不落家的办法。最常见的是：家长在私下为女儿议婚时，即设法避过女儿的金兰姊妹的耳目，伪称探亲，潜将女儿携赴广州，使男方在茶楼或其他适当场合下“相睇”（即女方约定男方家长来看他们的女儿的容貌之意），婚议定后，即在广州举行婚礼，并在市内居住一段时期（两、三年左右），才返回乡中的祖居居住。这样，作为新娘的少女虽欲自梳或不落家，固不可能；她的金兰姊妹虽欲包围和压迫，亦无所施其技。但这种办法只能行于稍富裕的人家，赤贫之家即力有所不逮。对弭止弥漫一时的自梳与不落家风气，作用并不大。
民国以后，风气渐开，男女婚姻较自由，自梳与不落家的风气已稍戢。以笔者等的家庭而论，转入民国以后，诸妹及女儿、侄女辈已绝鲜如笔者等的诸姑、诸姐辈的梳起不嫁或不落家。尤其是顺德蚕丝业在国际市场受资本主义的打击、排挤而致崩溃以后，以缫丝为业的自梳及不落家妇女失去经济凭借，多四出佣工，停留在乡间的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的数量锐减，年轻一代较少受到她们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百业凋零，妇女独立谋生更不易，自梳与不落家的风气，遂更衰薄。抗日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元气大伤，自梳与不落家的风气已不绝如缕。解放以后，这种畸形的习俗已经废除，解放初期所能见到的，只是它的残余而已。

自梳女 不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