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越秀地区通过珠江水系，在国内商品流通上发挥了枢纽作用。由于兼具河港、海港功能，广州此时已居于全国外贸中心地位。上文说及，汉代已初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路”的起点在唐代更确立在广州，朝廷还设市舶使管理外贸，广州成为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东方首港。唐代诗人刘宾客的《酬南海马大人诗》中有咏广州港口的诗句道：“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
天宝年间（742—756），广州的外贸已十分引人注目。天宝初，鉴真和尚从海南回到广州，见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及赤蛮、白蛮等国的商人往来，又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舶，载运的香药、珍宝堆积如山[1]。到天宝十五年至大历三年（756-768），因安史之乱及岭南动乱的影响，广州外贸一度萧条。大历四年（769），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采取灵活措施吸引外商，几年间外贸回升，商业再度繁荣。岂料大历八年（773），岭南又爆发哥舒晃之乱，朝廷派路嗣恭率军平乱，平乱中不少商人丧命或被没收财产[2]，又使古越秀范围的商业走了下坡。贞元初，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兼任市舶使，力革前弊，使广州外贸扭转局面。贞元九年（793），广州外贸再盛，古越秀商业重现繁荣局面。
此时广州的远洋航线世界闻名。贞元年间掌管商使往来的鸿庐寺卿贾耽写下的《皇华四达记》[3]中有《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该文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化，该航线从广州启程，途径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沿岸、波斯湾、东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这一“世界之最”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欧洲人开辟东方航线时所打破。
唐代时，一些外国人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前来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的大体相同。当时外国人称广州为“广府”。如曾来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4]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广府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
“广州通海夷道”令来广州贸易的外商大增。唐代广州对外贸易有三大贸易伙伴，一是东南亚地区的室利佛逝国（在今苏门答腊地区），二是南亚地区的天竺国（印度），三是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此外，常来广州贸易的还有波斯（今伊朗）、真腊（今柬埔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自晋代起，已有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商居于广州。唐代，居于广州的外商更多。他们有的先在广州稍作停留，再北上经商；有的则在广州定居开店做生意，置田买屋，与广州人杂处，乃至通婚。故有诗人吟咏广州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死于957年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素地生前曾撰文说：“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人和祆教人就有二十万人。”[5]这20万可能有水分，但十数万也是有可能的。
外国侨民大增如果缺乏必要的管理，便会产生社会问题。唐代“蕃坊”设立前的两个动乱事件便是明证。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一群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船员（时称“贾胡”、“蕃商”、“蕃客”），不堪官府压榨过甚，直闯广州城中的都督府，杀死都督路元睿及其手下十余人，然后上船出海而逃[6]。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一群来自阿拉伯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冲入广州城中劫仓库、烧房舍后，乘船出海逃遁[7]。因此，肃宗年间，官府便在广州城区以西划出一片地方，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居住于此，称为“蕃坊”。其范围即古越秀西部，大约即今中山路以南、惠福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人民路以东，中心在今光塔路一带。蕃坊中住的多是阿拉伯人，故建有光塔以方便做礼拜。外商在蕃坊中有自治权力，但外侨之间或外侨与中国人相犯产生诉讼，则由广州官府处理（《唐律》有“化外人相犯条”）。
由于有蕃坊的存在，更吸引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定居。蕃坊之中有不少外商开设的商铺，今日尚存的玛瑙巷及玛瑙一至五巷，可推断当时出售玛瑙饰物的外商店铺已成行成市。
注释：
[1]见《大唐和上东征传》。
[2]见《旧唐书》卷122《路嗣恭传》。
[3]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5]转引自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伊斯兰教在中国》。
[6]见《新唐书》卷116《王琳传》。
[7]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卷189《西戎波斯传》。

丝路 蕃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