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觉先是著名的粤剧演员，从事舞台和银幕生活达卅余年，不但在两广港澳拥有广大的观众，即在东南亚和美洲一带的华侨中，亦享有盛大的声誉。
这里，将他一生的经历、事迹简介于后。
一、家世出身及童、少年时代
薛觉先，广东省顺德县龙江人。1903年农历四月六日出生于香港，1956年10月31日下午5时零7分病逝于广州，终年53岁。
他的父亲薛恩甫，是逊清秀才，早年曾以名幕随官安徽，后退居香港，设堂讲学。当时粤剧界出名的演员新金王、蛇仔礼、豆皮梅、新白菜都是他的学生；香港前华民政务司夏理德氏，亦曾跟他学过汉文。母亲李氏主理家务，生子女十人，五人夭折，薛觉先排行第五，人皆称为“五哥”。
薛原名“作梅”，别号“平海”，后又改为“平恺”。“觉先”是他投身粤剧舞台生活后的艺名。
由于他母亲喜爱粤剧，童年时代就经常跟母亲看戏。看后回家，就咿咿呀呀学唱，并常用各式色纸制作各种小头盔，套在画有眉目口鼻的大拇指上，做演唱游戏。这时，他才五六岁。但在他幼稚的心灵上，已开始孕育着艺术的种子。每当母亲不去看戏时，他就私自出去，站在戏院门边或爬上戏院窗口去看。时间久了，戏院的人就熟识了这个小“戏迷”。有时他还自愿协助戏院去街上张贴演出海报。这样，他就逐渐成了一个不用门票的小观众，而他对粤剧舞台生活的向往，也就与日俱增。在他10岁左右时，已能在香港青年会组织的“青年话剧团”参加演出。该团的《做人难》、《伤心人语》和《夜未央》等剧的主要童角，都是由他扮演，颇受观众赞赏。
薛聪慧伶俐，勤奋好学，自幼跟父读书。其后又以“薛銮梅”学名入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学习。不料薛未成人，父亲去世，因家无恒产，又无收入，生活困难，幸赖母亲持家有策，为子女筹缴学费，勉强度日。有一次，母因借贷无着，就典当簪钗，以资应付。薛知道后十分难过，便自动退学设法谋生。最初，曾随“卖药状元”林国扬背负药箱，后来又受佣于九龙英商经营的“绍昌皮厂”，月薪40元。这时家计虽得稍纾，但寄人篱下，备受折磨，精神上颇为痛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他受爱国思想的影响，曾以“佛岸少年”的笔名，向香港报刊投稿，宣扬爱国思想。并曾主动参加广州、香港游行示威的最前列，散发传单，四出演讲宣传，因而被香港英国当局拘捕，关押数天。这时，他开始认识到爱国教育的重要，更感到失学的痛苦，便决心以教育为职志，和几个青年朋友在香港西环三多里开设一间“平民进化学校”，自任教师，并创设“国语”和“白话文”课程。是为英帝统治下的香港各校有“国语”和“白话文”之始。这对当时英帝在港推行的奴化教育是公开的对抗。同时，这一时期，他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在他的私室里，经常挂着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刘师复的遗像，并在遗像上亲加题跋。
二、舞台生活的开始
1921年，薛觉先已18岁。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推广学校的平民教育虽很重要，但远不如戏剧的效果广大。因而童年时代孕育的艺术种子开始萌芽。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献身于舞台那就更好了！
（一）扮演“小和尚”初露头角
当年，香港有一个“环球乐”粤剧团，他的三姐夫新少华是该剧团的二路小武（他的三姐也是花旦），因而他经常出入于该剧团。尽管他迫切希望演戏，因为他不是剧团的成员，谁也不敢让他轻于尝试。但他并不灰心，而是利用一切机会，不分昼夜地在舞台一角观摩演出，并主动协助做些舞台杂务，深得剧团成员的喜爱。加以姐夫新少华的指点，他学会了不少东西。
有一次，凑巧有一个演“天光戏”的演员因故不能出台临时找他代演，他正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当时他代演的角色是个“小和尚”，场次不多，没有规定的曲白。可是，他出场后，靠自己的聪明加唱了许多种曲调；同时，由于他少年时演过话剧，没有怯场或出乱子。经过这次临场实践，给观众和剧团以良好的印象，被认为是可造之材。该剧团著名的正印小武朱次伯也很器重他，破例要他扮演“书童”（最低级的角色），跟自己一起上台演出。此后，只要有朱次伯出场，必有他跟随。同时，当年“环球乐”剧团每次演出之前，照例必先演一出“文明”新戏。这些新戏，都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内容多以暴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所以，他很快就成为观众注目的一个演员了。
后来，因为朱次伯被刺死于广州，“环球乐”剧团宣告解体，他被香港“人寿年”剧团聘为第四位以下的丑生。他在该剧团演的第一个戏是在《西施沼吴》中扮演西施的父亲。这个角色只在一场出现，而且是个极普通的角色。可是他在一段念白里，能别出心裁，加多了好几句富于爱国思想的对白，使观众为之动容，剧团成员也觉得惊奇。正印花旦千里驹见他有这样的才智，认为他大有造就，便带他作徒弟。从此，除新少华外，千里驹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师傅了。
那时，刚巧“人寿年”剧团的第二、三丑生先后离团，他便被提升为第二丑生。连升三级，这在旧时的粤剧界，是从未有过的。虽然丑生难做，有时甚至吃力不讨好，但他却演得出色。特别是扮演《三伯爵》一剧，唱腔、动作都和朱次伯一样，使人看了不禁有朱次伯再生之感，博得观众叫好不绝，而薛也从此成了初露头角的青年演员了。
（二）从“书童”到主角
薛觉先在粤剧艺术上的迅速进步，不但是由于他善于学习老一辈名演员的技艺，同时他还善于把观众喜见乐闻的唱和做加以整理提炼。例如，他知道观众非常喜欢朱次伯的唱和做，在演《三伯爵》一剧时，他要求加一支“祭奠曲”，仿照朱次伯的腔口来演唱，分外脍炙人口。他自受雇于“人寿年”剧团后，虽只有19岁，但已能担当主角，而且演得很好。从学徒到出名，不到一年。这样短促的过程，在粤剧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为这样，香港“梨园乐”剧团的班主兼文武生靓少华，就以重金把他拉过来，当该剧团的正印丑生。这时，他日演丑生，夜演小生，因而大受观众的好评。如《宝玉哭灵》、《梅知府》等剧，均座无虚设。特别是演《仇缘》一剧，更是轰动一时，誉满粤东和港澳。至此，薛的技艺实质上已一跃超过新少华和朱次伯而名扬各地了！
三、离粤赴沪，献身银幕
在旧社会，一个艺人成名后，他就会受反动政府宪警和“黑社会”的敲诈勒索。阴谋未遂或未得满足时，就进行恐吓、殴打、绑架甚至枪杀。薛正是在这种威胁下离开广州的。
（一）“恶棍”威逼，走避上海
1925年，薛21岁。由于他到“梨园乐”剧团后声誉日隆，叫座力很强，班主靓少华见朱次伯被刺杀于广州，李少帆被击毙于香港，为了保证薛的安全，曾为他雇用两个武装随从：一为何七，一为陈香。但这两个随从不但没有使他安全，而且常常故意将护卫枪支抵押，借题向薛勒索、恐吓。薛虽尽量迁就，亦不能满足他们，后至忍无可忍，薛将他俩解雇，另雇章彪。何七、陈香怀恨在心，蓄意杀害章彪向薛示威。加以当时有一“黑社会”恶棍“侄少”（广州市警察局侦缉科长吴国英的侄儿）向他勒索未得满足，亦怀恨在心，使薛的安全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一天，恶棍“侄少”见他在“红船”休息，故意向“红船”方向开枪数响示威，薛见势不佳，立即脱逃；但薛的契爷章某却中弹毙命。
薛脱险后，到西关女友朱某处暂避，在她的掩护和资助下，仓促离穗赴沪。
（二）拍摄《浪蝶》结识唐雪卿
1925年薛到达上海，化名章非（后又改为“章百川”“章乐生”）组织“非非影片公司”，一身兼任经理、导演和主角，准备拍摄默片《浪蝶》。戏曲演员献身银幕而当主角的，在全国戏曲界中他是第一人。在未摄制《浪蝶》之前，因缺乏女主角，曾刊登广告，公开征求。当时在上海晨钟影片公司担任《悔不当初》主角的粤籍女演员唐雪卿，便欣然前往应征。虽薪资低于“晨钟”，亦不计较。这样，薛唐合作，摄制了他俩最早的默片《浪蝶》。这是他和唐雪卿相识之始。
（三）立志革新粤剧
薛觉先在上海两年，除从事银幕生活外，把其余时间重点放在看戏上。他说“我看戏就是听课。”所以，京戏院、电影院以及“大世界”、“新世界”游乐场里的说书、大鼓、滑稽戏和凤阳花鼓等场所，都经常有他的足迹。对江、浙、皖等地的民间小调和地方曲艺懂得不少；特别是京戏，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对京戏精湛的表演艺术领会很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最爱麟麟童的戏和高雪樵、王虎臣的武功；并以票友的身份结识了梅兰芳和许多京剧名艺人，吸收了不少京剧优秀的表演艺术。对锣鼓用法、武戏功架及身段等，亦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觉得粤剧有不少地方赶不上兄弟剧种，如不大加改革，必会阻碍粤剧的发展。这就是他后来回粤后在粤剧上大事兴革的原因。
此外，他在上海还学会了骑马、驾驶汽车、打猎、划艇、钢琴和跳舞等，进一步丰富了生活经验。
四、革新粤剧和艺术造就
薛觉先曾说：“今日的戏剧艺术，应该跟着时代同行并进，那才不会落伍而至泯灭。”又说：“一成不变的艺术，只是停顿在某一时代的产物。停顿而无进步的东西，是绝对跟不上时代的。”所以，1927年他由沪回粤，是抱着革新粤剧的满腔热情的坚强决心的。
（一）“觉先声”剧团的诞生
薛回到广州、香港后，重度他的舞台生活，曾先后于“大尧天”、“天外天”、“新景象”、“谱齐天”、“大江东”等剧团演出。一别两年的观众，对他这次重新出现于舞台，感到更大的兴趣。
这时，领导“大罗天”剧团的另一著名演员马师曾与花旦苏韵兰另组“国风”剧团。“大罗天”的班主刘荫荪便商请薛觉先由港到穗领导。这时的“大罗天”剧团，阵容很弱，原打算作为下乡班的（过去粤剧行业分为省港班和下乡班两种），由于薛在艺术方面的辅导，业务蒸蒸日上；加以薛和唐雪卿在上海拍的《浪蝶》分别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上演，更助长了薛的声誉和号召力。于是他就把“大罗天”剧团的班牌改为“觉先声”剧团。从此，薛由受雇于人而一跃成为“班主”了；同时，也为他日后艺术的进一步成长和革新粤剧的开展提供了方便。
“觉先声”剧团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那时比较得力的演员多已固定，物色人选比较困难。而且经费亦不宽裕，基本上是借债起班的。但在薛的经营下，连续上演了《胡不归》、《王昭君》、《西施》、《貂蝉》、《杨贵妃》等剧，已使“觉先声”的班牌深深印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了！
（二）大胆的尝试
因为薛觉先在沪两年，吸收了不少兄弟剧种（特别是京剧）的优点，他自沪归来重登舞台后，即从事粤剧的革新。
他首先破除了干扰演出的各种剧场恶习，如在剧场摆设小卖部，来往叫卖东西；在剧场内预售戏票，张贴商业广告等均予禁止。在舞台上，废弃了“饮场”、更换坐垫、为“大老官”打扇及一切时时出现于舞台的闲杂人员等；并将乐队置于一隅，使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灯光布景上，采取了具有现实感的全场立体彩色景；在化妆上，摒弃了粤剧浓脂厚粉的旧式化妆，把电影的现代化妆与粤剧的传统化妆结合起来，轻描粉黛，淡扫娥眉，使演员的形象更加逼真。在服装上，过去往往在同一场戏中，可以看见古今中外的服饰，如演古装戏的花旦，戴着鬓毛的头笠，穿上旗袍和高跟鞋；男角所穿的服装和平日生活所穿的一样，使演员的舞台身段和舞蹈动作都受到限制；尤其是头盔又高又大，使头和身往往不相称，丑生服装，多穿长衫马褂、套裤、头戴小礼帽等，多很不合理。因此，他便把化妆和服装统一起来。花旦方面，取消时装头笠，一律贴片子，包大头，戴头面，用辫头笠，双髻和单髻头笠；服装仍穿衫裙、官装和披风等。男角改用水纱扎头，人字式的扎法改为额式扎法，服装盔头和靴鞋，一律采用京剧款式，极力主张服装采用顾绣，并取缔了“虎度门”等。这样，使当时的舞台面目一新，很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过去粤剧的武场从没有打“北派”的表演，他从上号回来后，把京剧的“北派”技艺运用于粤剧的武场。如《枪桃安殿宝》、《白水滩》等剧，是粤剧中出现“北派”之始。同时，他在一些文场戏里，也尽量将京剧的表演艺术搬了过来。虽然在某些方面运用得有些生硬，但在当时的观众面前，却是一些非常新鲜的东西。
此外，由于薛在上海时吸取了江浙一带的地方曲艺和民间小调，又丰富了粤剧的曲种；同时他将京曲的“五音乱弹”、“打过站”、“快三眼”、“原板”、“倒板”等唱法，灌输到粤剧的唱工里，使粤剧的曲种和唱腔艺术有不少的发展。
在乐器方面，他从上海回来后，采取了小提琴和一些中低音乐器，使伴奏的音色更加和谐动听，弥补了粤剧传统音乐低声不足的缺陷。后来各地粤剧的普遍运用中西乐器合奏，就是从薛觉先开始的。在敲击乐方面，他觉得过去粤剧的武场锣鼓过于嘈杂单调；而京剧的武场锣鼓则清脆和协，节奏分明，疾除如意，能够恰当而准确地衬托动作。因此，他把京剧“北派”的锣鼓运用到粤剧武场的某些场面；并采用了京剧的“龙凤鼓”和“响铃”等来衬托舞剑和舞带动作，都使粤剧的音响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此外，他从上海回来后，还发展了一些时装剧，如《毒玫瑰》、《白金龙》、《璇官艳史》、《还花债》等。这是粤剧时装化最早的一批剧目。只是这些“时装”大都穿在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粤剧身上，充满了资产阶级的颓废和糜烂气息，与今天的时装剧比，当然有本质上的区别。
经过这些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后，薛觉先所领导的“觉先声”剧团，不论在表演、曲种、唱腔、音乐、锣鼓、化妆、服饰、灯光、布景及舞台管理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面目；而当时的粤剧界亦风起云涌，竞相仿效。特别是年轻演员，更是亦步亦趋，以学薛为荣。
（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薛觉先在粤剧革新上的大胆尝试，为粤剧舞台艺术的发展作了不少的努力和贡献，这是后人所公认的。可是，当时他毕竟还是个青年艺人，对粤剧传统艺术领会不深，基础单薄。所以在粤剧革新的过程中，曾出现一些粗糙不当的地方，如京剧气味过浓，对粤剧的传统艺术重视不够等。
有一次，他和当时一位著名的“小武生”靓元亨同台演出。他看见靓的武功动作干净冼炼，台风稳重，出手伶俐，脚门踏实，转动时袍甲下摆滚得像罗伞一样整齐，处处给人以美的感觉。这时，他才发现粤剧传统艺术的特殊风格是多么优美；甚至有些地方是其他剧种所无的。过去，他认为只有京剧锣鼓才能运用如意，这次看见靓演出时对锣鼓的运用节奏鲜明，紧扣人心，把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剧情气氛都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才体会到粤剧锣鼓一样可以运用自如，问题是自己功夫还未到家。因此，他便主动尊靓为师，日夜苦练。在靓的精心指导下，他终于摆脱了以往的花拳绣腿，练得一身硬功夫。
从此以后，他对革新粤剧才初步摸清了门径。他从实践中得出结论，认为京戏艺术在某些方面比粤剧优美，而粤剧传统艺术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决不能将京剧艺术生搬硬套而损伤了粤剧优美的传统艺术。所以，他又重新开始思考研究，将京剧的优点加工提炼，适当地融化到粤剧中去，既吸收了京剧的长处，又不损伤粤剧艺术的固有风格，同时并通过演出实践，获得观众的认可。自此以后，他所演的“北派”已不再是纯粹的京剧“北派”，而是一种独创的粤剧化的“北派”了。他在文戏中塑造的小生形象，也不再是过去惯见的软手软脚、病态恹恹的书生型，而是神采俊逸。英姿矫健的人物。
所有这些，说明在革新粤剧的实践，既革新了粤剧，也革新了薛自己。正如1936年名作家巴金所说：“薛觉先抱着改良粤剧的决心去演戏，结果戏剧亦改良了他。”
（四）“万能”演员的由来
在粤剧中，小生和花旦是一个剧团的中心人物。当薛独立支撑“觉先声”团不久，正印花旦谢醒侬和正印小生黎笑珊却中途离团。这时，薛一方面不得不全力培养下一级的李翠芳和陈锦棠，一方面自己不得不反串起来。同时这也是显示自己多才多艺的大好机会，所以有时演小生，有时扮花旦；上场演男的，下场演女的；一会儿演父亲，一会儿演儿子……如当时的《貂蝉》、《西施》、《杨贵妃》、《王昭君》、《战地莺花》、《武潘安》、《紫电青霜》等剧都是这样演出的，一身承担了剧团的全部主要角色，而且扮什么像什么。因而，那时人们比他为“一龙顶住千江水”，甚至誉之为“万能泰斗”等。
薛就是这样开始进入了他的全盛时期。
可是，与此同时，亦加速了他从封建主义的粤剧走向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步伐。特别是《白金龙》、《璇宫艳史》一类的戏出笼以后，对当时以薛觉先、马师曾为代表的一代粤剧艺人逐步滑向庸俗、黄色和低级趣味，起了一定的坏影响，使具有地方传统的粤剧艺术，濒于危险的境地。这是薛一生所走的艺术道路中的一段弯路。
（五）薛觉先的演唱艺术
薛在旧社会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和拥有广大的观众，主要还是由于他在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造诣精深。所谓声、色、艺，皆有其独到之处。
1.唱工方面
旧社会的观众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听一支薛觉先的主题曲，就值回票价有余了”，所以薛的唱工艺术，具有特别的魅力。
薛在唱腔上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善于露字和善于循字求腔。他能根据词曲内容而决定腔调的长短、高低和快慢。对腔调的抑扬顿挫，起收回转，都能运用得体和恰到好处。不论“合尺线”、“士工线”，在词曲与腔调之间，吞吐都非常自如。而且他能特别在每出戏的主题曲上下功夫，使他的腔调情绪达到高潮，引人入胜。
“薛腔”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能灵活地运用“二王腔”。从前的艺人多用“哑腔”（即不咬字）来唱“二王腔”，很难表达变化多端、复杂细腻的感情。在“人寿年”时期，名艺人千里驹、白驹荣、朱次伯等曾首先提倡根据剧情和表演的需要将“二王腔”加以改变，但运用“二王新腔”最成功最娴熟的还是薛觉先。他夹用南音来唱二王曲调，显得格外丰富多姿；特别是，他善于运用婉转动听而能抒发感情的长腔，更是脍炙人口，千里驹也曾盛赞过薛的唱腔“咁好听”。
薛在唱腔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能唱出感情来。他每演一个角色，必先反复领会剧中人物的性格，对每字每句曲词和说白，都反复琢磨、推敲，务必使腔调的运用能充分表达曲词内容和感情。他演海青（小生）戏时，一派斯文，温文尔雅；反串花旦改唱“子喉”时，他懂得古代宫廷女性的普遍特征是“娇、羞”，就唱得温柔娇嫩、半吞半吐、又喜又嗔；演老旦时，就唱得徐缓，苍老而宽阔；演小武戏时，就唱得雄迈高亢，铿锵有力。总之，他能使唱腔贴切剧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所以，“薛腔”对观众就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薛歌喉的优美，并非完全先天所赋，主要还是靠艰苦磨练而成。他首次到沪，就开始“吊嗓子”，30多年来从未间断。因而他的声带起了很大的变化，腔调也跟着迥异以前。如果将他早期的唱片来研究，就可以知道他的唱工已改变了多次，而每次改变都有较大的发展。
他在唱工艺术上的造就，与他善于学习和钻研也是分不开的。当年在“环球乐”、“人寿年”等剧团，先后学会了名艺人千里驹、朱次伯、白驹荣等唱工艺术；后来在上海又学习和吸收了一些京曲和民间曲艺的唱工，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在粤曲唱腔上自成一派的重要因素。
2.做工方面
在做工上，他的表演艺术也有其独到之处，这是观众所公认的。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严肃认真，丝毫不苟。他在香港的住宅“觉庐”，建有一间四壁镶有玻璃面的练艺大厅，在演出之前，必先在表情、动作各方面千锤百炼，力求尽善尽美，决不轻率登台。
在旧社会，由于受殖民地化和商业化思潮的侵蚀，不少粤剧演员注重服装新奇。不论文武生、花旦、小生或丑生，不管演公子、乞儿、小姐、奴婢、皇帝、平民，穿的都是一样闪闪发光的胶片服装；尤其是文武生，不管演的是张生、陈世美，吕布或唐明皇，都是同样俊扮，根本不挂胡子。有的扮演古代女子，还戴手表穿高跟鞋等。而薛却不是这样，他扮相，装身，都根据剧中不同人物作不同处理。在《双珠挂剑》等剧中扮演将军时，穿着大扣，异常威武；在《可怜秋后扇》中，扮演得那么落魄凄凉；在《戆姑爷》中扮演得又是那么累赘古怪；他坚持的原则就是“宁可穿破，不可穿错”。他自己如此，要求别人也是如此。有一次名演员吕玉郎在《姑缘嫂劫》中扮演安定将军上“金殿”一场，穿了一件“海青”（小生装），薛到后台便严词责备他说：“上‘金殿’见皇帝要穿朝服，怎能穿海青？”早年名花旦楚岫云戴着表表演古代女人，他说：“古代哪有手表？”所有这些，说明薛对扮相妆身的严肃认真态度。
薛在粤剧舞台艺术上的造诣精深，他每演一出戏，必先对剧本作全面的研究，而后再深入领会自己扮演剧中人的身份和性格、内心情绪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在表演中能忘记自己、忘记观众，把自己置身于剧情之中，做到假戏真做。所以他不论扮男扮女扮老扮少扮文扮武或扮丑，也不论演喜剧或悲剧，在面部表情和表演动作上，都显得分外细腻、深刻、生动、逼真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感情。早年他曾对“觉先声”剧团正印花旦楚岫云说：“表演苦情戏，光是用眼泪或者大哭一顿是不能感染观众的；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剧中人的内心感情，尽量运用脸部的悲哀表情，用清爽而又凄戚的说白夹着呜咽来表演，做到‘面紧心松’才能使观众发生共鸣。”从这段话中，足见他在表演艺术上的钻研，是相当深入的。他在《梅知府》中的“哭灵”和在《胡不归》中的“哭坟”等，都是这样表演的。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他的“关目”、“做手”、“台步”、“功架”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有重量，具有图案美。
薛觉先对舞台艺术的严肃认真，还表现在排练上。他曾说“彩排是为了对观众负责，使粤剧能永远好好生存下去”。所以他对每一出戏在未上演之前，必先进行多次“响排”、“彩排”。同时他一生做戏，能以身作则，坚持舞台纪律制度，30多年从未失过场，总是早就到后台装身扮相或台口练武，从没有像有些“大老倌”那样摆架子。所有这些，都和他舞台艺术的造诣精湛是分不开的。
由于他的演唱艺术造诣出众，在旧社会不但被誉为“粤剧伶王”、“一代宗师”，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出版的《上海、华北名人录》亦赞为“杰出的青年戏剧家”；英国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曾聘为该会会员。
五、传授技艺，培育新才
在旧社会的戏剧界，有些出了名的演员，每每存有保守思想，不愿将自己的技艺和经验传授给人，怕别人抢走了自己的“本钱”。而薛却不然。他过去曾说“一个艺人不应保守，理宜扶掖后进，俾有所成就。人虽无百岁，但艺术可以在世活得数千年。”所以，他对传授技艺，培育新才，非常重视。
自他独立领导“觉先声”剧团以来，由于他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特别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声誉日隆。很多粤剧演员亦步亦趋，竞相效尤。“薛腔”，“薛派”可谓风靡一时。同时，不少演员仰慕他的艺术，纷纷向他请教，他都详加指点，从不保守。但经他指点后，在演出时不认真去做，他每每会大动肝火，严词指责。这虽是他的短处，但经他批评过的人，过后还是感激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心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
自“觉先声”剧团成立到日军侵占香港这12年中，经他指点培育出来的演员很多。有不少名演员如陈锦棠、李艳秋、李翠芳、上海妹、楚岫云、林家声、白雪仙、吕玉郎、罗家宝、梁素琴等，都是出于他的门下。特别是“梅花影”女班剧团主角陈皮梅，由于崇拜他的艺术，还在“八和会馆”大摆筵席，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正式拜他为师。当时一家电影公司还将盛况拍成纪录片，名为“薛觉先收徒，陈皮梅拜师”，一时传为艺坛佳话。所以，当时粤剧界有些人誉“觉先声”剧团为“觉先声大学”，不是没有原因的。
薛除了精心培育演员，还培养了一些音乐人员，如当时的名音乐手尹自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音乐是演员的灵魂，如鱼得水。”所以他很重视音乐。他家里经常住着一些音乐师，空闲时就和乐师们研究唱工和乐理，改进旧粤剧音乐的格调。因此不仅演唱上有“薛腔”、“薛派”之称，音乐亦有“薛派”之别。
薛传艺教人，并不沿袭旧俗，只教徒弟“依样画葫芦”，而是重启发，多诱导，要人领会其关键所在。同时他要学艺的人不要盲目地学他。他说：“跟我学习，必须抓住我的优点来发扬，决不能把我的缺点也保守不变。”所以，他要求跟他学艺要有发展和演进，万不能再像过去师傅教徒弟那样一成不变。
他带徒传艺，还废除了旧粤剧界的所谓“师约制”。旧社会，粤剧界各伶收徒，要立有“师约”。这种“师约”，实质上就是徒弟的卖身契。徒弟终生都要受这种卖身契的束缚，薛认为十分不合理。所以，他一律废除“师约”，使学艺的人心情舒畅，经济上也不受剥削。虽然也有个别人写过师约给他，但他从未在徒弟身上占过半点便宜，相反，有时反而在徒弟身上花过一些钱。如提拔徒弟陈锦棠为正印小生时，将自己的戏服送给他等。
所有这些，说明薛不但打破了旧粤剧界的陈腐保守思想，乐于传艺，勤于传艺而且善于传艺。特别是摒弃了师徒的剥削关系，对以后广为传播粤剧艺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暂解歌衫，重上银幕
30年代初期，国内有声电影盛行，引起了薛再度银幕生活的兴趣。
（一）重游上海
1934年，薛全家迁居上海，组织了一家“南方影片公司”。当时因客观条件和资金所限，不能独力摄制影片，因而与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合作，拍了一部粤语影片《白金龙》。这是当时有声电影中第一步粤语影片；也是他的艺术走向殖民地化和商业化的一部有声电影。
在这段时间，他曾先后两次回到广州参加“谱齐天”和“月团圆”两剧团做过短期演出。后来回沪准备摄制第二部粤语片《毒玫瑰》，因与“天一影片公司”意见分歧，计划未能实现。
薛第二次到沪，一是为了重度银幕生活，拍摄声片；一是为了自己艺术的提高和粤剧的进一步革新。所以，到沪后除忙于摄制影片外，仍和第一次到沪一样，经常和京剧艺人密切交游，借以进一步吸收京剧艺术的长处。不过，他这次的学习方法，已不像初期接触京剧那样原本照搬，而是有分析有取舍地吸收。他从京剧著名红生林树森那里学来一出“古城会”（后来将这戏的工架，身段和舞蹈运用到《貂蝉》一剧中《关公月下释貂蝉》一场里），又从麒麟童的首徒陈鹤峰那里学了一出《月下追贤》，曾在沪参加一次筹款义演，开创了粤剧演员演唱京剧的先例。
（二）义演筹款的不幸遭遇
薛觉先自幼生活于英帝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身受失学和奴化教育的痛苦，年少时就具有爱国思想。平时好扶弱济贫，热心公益事业。他在粤剧界成名后，曾以自己舞台劳动所得，在香港、九龙各地贫民区设立平民学校多间，专供无力入学的贫苦儿童读书，不收学费；并免费供应课本、笔墨、纸张，深受各界好评。
这次重游上海，对各方要求筹款义演亦从不推辞。当他参加戏剧界联合会筹款演出后，接着广东旅沪同乡会要求义演筹款，扩建“粤民医院”，他认为此举事关粤籍同乡福利，义不容辞，便欣然接受，并决定在广东大戏院演出。消息见报后，数天戏票抢购一空。不料这时有一黑社会粤籍流氓组织“华乐国术社”头子唐思（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华籍侦探），声称筹建社址，要求先替他义演，或在“粤民医院”筹款所得拨出三分之一给他。薛不敢作主，与广东同乡会负责人唐海安商量。唐思勃然大怒，警告说：“你在未替我演出前，不能替任何人演出，否则会对不起你”。事后，唐海安仍然要薛放心和依期上演。演期到了，薛在意乱中登台，数日后未见发生意外。“粤民医院”筹款既过，他以为平安无事了。这时，适有陈非侬剧团和另一女班剧团因观众寥寥，无法维持，又商请义演筹措回粤旅费。他觉得如不担当这个责任，那些同业就会流落上海，无家可归，乃毅然决定，无条件为他们义演两天，地点仍在广东大戏院。头一晚演《秦淮月》，全场满座。当第一场演完落幕，他由前台转入后台的一刹那，突然有人从后面赶来，用石灰猛向他面部撒去。前后台秩序顿时大乱，观众亦骚动起来。这时，见一黑衣汉子迅速从横门而出，薛的弟弟薛觉明立即追至门外，突闻枪声数响向他打来，这时门外街灯已被关闭，街堂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当薛觉明回到后台，薛已躺在戏箱上，呻吟呼痛。原来他的双目充满了石灰！
薛受伤后在医院治疗期间，接到一封匿名信，信内说“稍予惩戒，以示吾威；倘报案追查，恐子不永，慎慎”。当时虽向警方报案，但在暗无天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谁会为一个艺人追凶呢！后来，还是靠自己的调查，才弄明了真相。原来唐思并非筹建社址，而是想利用为粤民医院筹款机会进行勒索。后因轨迹未遂，乃出此暴行。
薛就医八个多月，双目才逐渐恢复光明。但右眼球上却永远蒙上了一小块白色的疤痕！
由于很久不能登台，医疗费用庞大，经济逐渐拮据。加以他的南方影片公司又告歇业，至此，他感到黑暗、恐怖的上海再也无可留恋，便于1936年初，离沪回港。
七、出国演出，盛况空前
薛由沪到港后，粤剧界的情况已起了变化。广州、香港、澳门的剧团已出现男女合班。所以，他到港后，也组成了男女合班，重登舞台。
不久，由于南洋一带华侨渴望欣赏他的舞台艺术，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邀他去星洲演出，薛便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的旅行剧团，于1936年8月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大小霹雳、槟城、太平、芙蓉等地巡回演出。剧目有古装戏，有时装戏，有文戏，有武戏……因而不仅吸引了粤籍、闽籍和潮籍侨胞，即当地群众和外国人亦争相购票，以一睹为快。所以，三个多月，场场满座，十分轰动。
演期告满，唯利是图的邵氏兄弟公司仍坚留续演，由于薛离港前订有拍片合约，乃于1936年底由新回港。
八、抗战前后
薛由星回港后，除继续其舞台生活外，曾与人合资经营“南粤影片公司”，自任总理兼编导。由于当时电影演员不多，他曾手拟简章，设立“演员训练所”，培养电影人才，不但不收费用，还发给津贴。当时知名演员张瑛等，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薛的经营下，“南粤影片公司”的业务日有起色。同时，他还拟定计划，将《西厢记》拍成电影，配制国语、粤语和英语三种拷贝，准备行销全国及欧美各地。当时已筹备经年，技术人才亦已聘定，正从事配景、道具等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计划因而搁置下来。
（一）身在香港，志在抗日
自日军侵犯我国以后，薛在港义愤填膺，以舞台作战场，口诛笔伐，宣传抗日。曾选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多种（如《四大爱国美人》等），以唤醒港澳同胞同仇敌忾。他曾在《咬碎寒关月》一剧中自撰一首爱国歌，内容是：“歼彼凶仇，歼彼凶仇，纵苦辛与坚毅，勿更忍受；要坚心来图强，共同努力来争斗；人人同心，快快救。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祐，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灭了日寇，快哉！我国锦绣山河，永保毓秀！”词义激昂动人。同时，他还在港主动进行多次义演，筹得巨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战。此外，对购买爱国公债和各种爱国捐款，均踊跃捐输，从不后人。因而曾获得各种奖状。
（二）脱离“虎口”奔赴内地
1941年冬，日军侵占香港。薛因未及走避，被困于日敌铁蹄之下。当时曾几次暗中设法离港，均因困难重重，被迫折回。后来日军报道部派禾久田来劝诱，要薛春节登台，他以无人合作为借口推却。后来日军胁迫几个艺人同来，他又推说“白天排队买米，晚上市面冷落，不能演。”几天后禾久田再来，说艺人不用排队，每人每天供应大米一斤，一定要他春节上演。薛在一再威迫之下，不得不和上海妹等在娱乐戏院先后演出了一月有余。但薛等虽被迫登台，而内心则十分痛苦。因此便暗中策划离港，转入内地参加抗战。乃于1942年5月初，佯称到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巡回演出。日敌信以为真，未加留难。
薛一行抵澳门后勉强演了十多天，便提前转赴广州湾。并同时在广州湾登报声明“因受日寇压迫，现脱离‘虎口’，回归祖国大陆”等。日军见报大怒（当时广州湾处于混乱中），立即派禾久田率便衣宪兵十余名潜入广州湾，将薛绑架，企图押解香港。船经澳门，因禾久田酒醉，无法启航。幸船员中有个“薛迷”，设法救薛，薛便在爱国船员的协助下，终于逃出“虎口”由广州湾转入内地。
（三）为抗战做戏
薛一行到广西后，有些地方报纸认为他是“落水艺人”，言辞抨击，并要求当局不准他演出。这时，他有苦难言，处境颇为狼狈。其后，由于社会群众喜爱他的艺术，纷纷要求演出，同时他托人向桂柳新闻界进行解释，才取得谅解。
薛和他的“觉先声”剧团，途径广西省的郁林、梧州、贵县等地，沿途边行边演，除伙食等开支外，将演出所得，全部捐献劳军。特别是在柳州、桂林义演近两个月，支援抗战。之后，又曾赴衡阳、南宁等地演出。最后才从南宁经百色到昆明，演出达数月之久；并曾为昆明广东同乡会义演筹款一个星期。
（四）抗战胜利以后
1945年秋，抗战胜利。薛和他的“觉先声”剧团当时由昆明返抵南宁，听到抗战胜利喜讯，欢欣若狂，便由南宁沿西江而下，途径广东肇庆，因应群众要求曾演出数场。抵广州后，又演出一个多月，才回香港。
由于两三年在后方支援抗战，日夜演出，操劳过度，特别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迫，加以家庭生活不够顺适，薛回港后精神上已不正常，时有错乱现象。因此，薛回港后即疗养休息，没有演出，后来健康稍有恢复，才重上舞台。
1953年，因应新加坡方面邀请，曾再次赴新演出一个月。但这次出去，只有他夫妇二人和几位随身的音乐员，因为他是和当地剧团配合演出的。
薛由新加坡回来，因为健康关系，一直是半休息，半演出。他在香港演出的最后一出戏，是与马师曾。红线女等合演的《清宫恨史》。
九、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自全国解放以后，由于他对当时形势和党的政策认识不足，在港徘徊观望。同时，那时他已年逾50，身体精神已逐渐不济，声带、唱腔亦日趋衰退，虽然有时还能勉力粉墨登台，可是收入已大不如前，生活日感拮据，后来连自己的住宅“觉庐”也抵押了。正当穷愁潦倒之际，幸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及时教育和帮助，他才认清只有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人民的文化事业得到正确和充分的发展。所以他终于在1954年春由港回穗，靠拢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他在临离港时曾对友人说“我要将30多年所学的带回去，献给国家和人民。”
薛回到广州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国营广州市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为人民的戏剧艺术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他在党的教育下，对自己过去的艺术道路，也有了较正确的看法。他认识到过去的粤剧，因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逐渐走入歧途。他在1956年曾说：“近30年来，粤剧深受殖民地化和商业化的影响，日趋下流、黄色、低级趣味；舞台装置用机关布景，服装用胶片；乐器用到‘色士风’等西乐；曲调有‘何日君再来’等，完全失掉了粤剧朴素而优美的传统艺术风格。”他认为要“把帝国主义思想打下去，把民族优秀遗产拿出来”，就要从“整理传统剧目着手”，就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认识觉悟有了提高，他的艺术才焕发了青春。所以，他自回到祖国怀抱后，不怕体弱气衰，仍然到处为工农兵群众演出。他曾在广州、上海多次登台，并曾深入农村，先后到佛山、市桥、台山、开平、江门等地上演，均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美。当时，他常对人说“自己为人民做得太少了。怎能得活到100岁，把自己一切艺术献给人民。”⑧
1955年4月，薛妻唐雪卿因病逝世。1956年春与当时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张德颐结婚。薛与张结婚后，除下乡作过一个月的演出外，大部分时间在家休息或从事粤剧艺术的传授和指导。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他的身体精神均已大不如前。
十、为人民演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6年10月30日晚，广州人民剧院灯火辉煌，锣密鼓紧。原来薛觉先又登上了舞台，献演他的历史名剧《花染状元红》。只见场内座无虚设，盛况空前，中央文化部的一些同志亦在座观赏。他满怀兴奋，幸福地劳动在舞台上，在观众不断的掌声中，戏一幕幕地演过去。9时过后，进入了第四场。当他下跪起来时，身体突然摇摆，站立不稳。幸得陈少珍及时搀扶，未至跌倒。
当演到第七场（尾场），他双足麻痹，上场不久，已站立不稳。其实，这时已确实难以支持，可是，一生严肃认真对待艺术的薛觉先，怎肯在观众面前留下不快的印象呢？他咬紧牙根，坚持演出。在演到一次“过位”时，他再也无法支持，全身扑倒下来。刚出场的谭玉真，立即扶起他坐在凳上。观众虽然震动了一下，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因为薛觉先坐下后，表情仍旧一样细腻动人，从头至尾，所有曲目没有错漏一字，唱腔、板路亦全未走样。后来当他又想站起来唱时，刚离开凳子又扑跌下来，有人扶他起来后，其弟薛觉明只好一直暗中把他紧紧按住，不再让他站起来。这时，台前台后的人，都全神关注着他，戏终于演完了！他还坐在凳子上满面笑容，接受观众的热烈掌声，并鼓掌答谢。可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的一次谢幕呢！
当晚11时，戏一演完，就马上把他送进医院抢救，终因血压急剧上升，造成脑出血，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下午5时零7分离开了人间！当他临终时，继室张德颐和独子薛鸣楷均在身旁。
薛觉先逝世后，受到党政机关、文化艺术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隆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省市政府首长以及省市60多个机关团体均送了花圈；上海、北京一些艺术团体和艺人亦送上了花圈。广州市朱光市长和市文化局梁若尘副局长还亲自主持了公祭、入殓和安葬。特别是当未公祭前薛的遗体移入“别有天”殡仪馆后，每天均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群众聚集在“别有天”门前，要求瞻仰薛的遗容。出殡之日，更是人山人海，途为之塞。同时，香港、澳门戏剧、电影、音乐、新闻、工商各界亦联合于香港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和哀悼仪式。
注：本文材料的主要来源
（一）薛觉先堂兄薛咏荪，唐雪卿的弟弟唐汉，薛生前友好潘炎梁、“环球乐”音乐员梁添满，“觉先声”音乐员卢君、粤剧名演员楚岫云等的口述。
（二）1956年11月、12月《广州日报》薛觉明的“薛觉先的舞台生活”。
（三）1957年元月份香港戏剧、电影、音乐、新闻及工商各界编撰的《觉先悼念集》。
（四）1957年11月1日阿苏的《薛觉先舞台生活二三事》。
（五）1956年11月1日楚岫云的“五哥，你没有死！”
（六）1961年19日、21日吕玉郎的“回忆薛觉先”。
（七）1958年香港罗灃铭的《顾曲谈》。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19辑）

薛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