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1912-1987），这位从海丰小县城走出来的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曾以一曲感情深沉的《思乡曲》牵动了无数海外赤子之心，《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更是响彻大江南北。他满怀爱国热情，却在“文革”中背上了“叛国者”的骂名，最后客死异乡，一生命运坎坷。马思聪与越秀区有不解之缘，他曾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过较长时间，为广东乃至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广州越秀山仲元图书馆创办的私立广州音乐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院”，为培养广州本土的早期音乐人才作出了贡献。
留学法国，师出名门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廿一日（1912年5月7日），海丰县城马家老宅院内传出清脆的新生儿啼哭声，马育航（又名马继犹）、黄楚良夫妇又添新丁。这名新生儿，已是马育航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并没有给夫妇俩带来多少惊喜。马育航给孩子取名艾，到马艾上小学时，又将马艾改名为马思聪。
马思聪的父亲马育航，是庚子科（1900）秀才，廪生，旧学根底不错，同时富有新思想。马育航与离他家仅一箭之隔的陈炯明（竞存）是同窗好友，刎颈之交，无话不谈。他与陈炯明一起入读海丰速成师范学校，共同创建正气书报社，主办《海丰自治报》，鼓吹革命思想，成立反清革命组织。日后，马育航长期追随陈炯明，是陈炯明的左臂右膀。1921年，陈炯明率军攻下广州，出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任命马育航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倚重有加。次年，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背叛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策动滇桂军倒陈成功，重新占领广州。陈炯明倒台，使马育航失去了靠山，再也当不成财政厅厅长了，只能降格屈就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广州分局局长。1939年1月29日，马育航在上海苏州河畔的新亚大酒店被人暗杀。
马思聪祖祖辈辈都与音乐无关。他第一次接触“音乐”，是6岁那年在外祖父家听到留声唱片，产生浓厚兴趣，立即“跟着唱片一起唱，唱得怪有趣的”。平时，马思聪喜欢听母亲黄楚良唱民歌，爱看家乡地方戏曲。8岁时，马思聪在堂兄马时晖家听堂嫂弹风琴，立即着迷，很快就学会了弹风琴。
1921年，马育航当上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马思聪随父到广州，在广州培正学校寄宿读书，不久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并学会了吹口琴和弹月琴，“会在月琴上奏很长的粤曲”。1923年，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从法国回家养病，带回一把小提琴。马思聪爱不释手，“觉得比我先前玩乐器的声音都美妙多了”，遂决心到法国学习小提琴。
1923年冬，11岁的马思聪随长兄抵达法国巴黎。他向房东学习法文，“两个月的时间已把法语说得很流利了”，又先后向4位女教师学习小提琴，已能演奏不少曲目，并尝试进行创作。1925年，马思聪考入法国南锡音乐院，正式接受严格正规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1926年8月，经人介绍，马思聪前往拜访巴黎国立歌剧院小提琴独奏家奥别多菲尔（Oberdoerffer），即席演奏《西班牙交响曲》。奥别多菲尔大加赞赏，当场收马思聪为徒。在奥氏的指导下，马思聪每天苦练6个小时，“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进步神速。
1928年，马思聪考入巴黎音乐院提琴班，继续深造。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黄种人。同年夏，马思聪在巴黎邂逅冼星海，并向奥别多菲尔介绍冼星海的贫苦身世和学习音乐的决心及艰苦历程。奥别多菲尔被深深打动，不仅收冼星海为徒，并免费提供饭票。
1929年，马思聪回国探亲，在上海、南京、广州、香港、台北等地举行音乐会，大受欢迎。次年，重返巴黎，经奥别多菲尔介绍，跟随犹太人保加利亚作曲家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毕能蓬是著名作曲家，曾在德、意、法三国任钢琴和作曲教授，此时闲居巴黎乡间别墅，毕能蓬的作品，气势浩大，情意深刻，他主张“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对马思聪的一生影响深刻。马思聪曾说：“没有他，我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成熟、不完整的歧途……毕能蓬先生不只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
创业越秀，喜结连理
1931年春，马思聪学成回国，踏上了广州这片熟悉的故土。
初到广州，马思聪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生活困顿。幸好得到培正小学的同班同学、法国留学生陈洪的帮助，渡过难关。
马思聪在广州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欧阳予倩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乐队指挥，这也是马思聪生平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欧阳予倩是马思聪好友，既是电影编导，又是京剧名角，有“南欧北梅（梅兰芳）”之美誉。广东戏剧研究所乐队共由十来个人组成，规模不大，但水平不低。除马思聪外，第一提琴手陈洪也身手不凡，是法国留学归来的高才生。在马思聪的的指挥下，乐队天天排练，苦练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作品，意欲大展宏图。但政局动荡，广东当局大幅缩减广东戏剧研究所的经费，乐队没有进行过一次公演，就被迫解散。马思聪也因此失业。
在陈洪的建议和帮助下，马思聪决定用琴声来换取生活费，前往香港进行商业演出，结果大获成功，被香港报界誉为“东方音乐神童”，名声大振。演出的成功，不仅获得了不错的收入，而且大大增强了马思聪的自信心，决定在广州创办私人音乐院。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越秀山仲元图书馆门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块醒目的牌匾挂在门口，上面写着七个大字：“私立广州音乐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院”。马思聪任音乐院院长，教授小提琴、钢琴、作曲理论等课程，陈洪任副院长兼教导主任，主持全院的教务和管理工作。这时的马思聪，刚满20岁，很多学生的年龄都比他这个马院长大得多。无独有偶，刘海栗18岁创办上海图书美术院并任副院长，相互辉映，堪称中国艺术界的两位奇人。
由于学生人数不多，开学不到半年，学校的经费日显拮据，音乐院不得不搬迁到广州惠福东路的一所祠堂里，因为这里的房租比较低廉，学生上课也比较方便。
一个星期天，小提琴班的学生王恒领着一个文静瘦小的姑娘来到马思聪面前，介绍说这是他的大妹王慕理，想来学钢琴。马思聪让王慕理弹了一首曲子，然后告诉她到钢琴初级班上课，当时高、中、初级班的钢琴课都由马思聪教授。很快，王慕理的钢琴大有长进。聪颖贤惠的王慕理深得马思聪的好感，而马思聪的才华也令长他两岁的王慕理为之倾倒。马思聪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在王慕理面前，他却有说不完的话。两心相撞，两情相悦，1932年，这对以琴为媒的师生之恋终于奏响了“婚礼进行曲”。日后，马思聪与王慕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携手共度半个多世纪光阴。
婚后不久，马思聪夫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谋求发展。
颠沛流离，追求进步
1933年，马思聪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请，出任该校讲师，月薪240元，另加车马费50元。当时，5角钱可以买一只鸡，290元绝对算得上是高薪。
1933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马思聪生活稳定，过着所谓“自由艺术家”的生活，先后创作了《C小调弦乐四重奏》、《降B大调钢琴弦乐三重奏》和小提琴独奏曲《摇篮曲》等，但他后来认为这些作品“缺少民族风格”。1936年，马思聪游览故都北平，逗留北方数月，既领略了我国古老的文化精粹，又广泛接触到流传北方民间生动、朴实而丰富地民歌、大鼓等民间音乐，使他“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土壤”，接连创作了《思乡曲》、《塞外舞曲》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饮誉中外。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思聪一家迁居广州，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随着战事的变化，马思聪一家居无定所，辗转于重庆、桂林、贵阳、昆明、香港、柳州等地，但他仍坚持演出和创作，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
在颠沛流离中，马思聪耳闻目睹，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人民的痛苦，又接触到李凌、郭沫若等许多共产党人。两相比较，使马思聪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政治上明显倾向共产党，多次参与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创作《民主大合唱》，愤怒声讨国民党的专制暴行。
在重庆期间，马思聪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周恩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接见马思聪等文艺界人士，马思聪问毛泽东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毛泽东的意思是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既写一些提高的作品，同时也做一些普及的工作。日后，马思聪向家人回忆说：毛泽东有非凡的聪明，眼睛出奇明亮，问一知十；他曾与毛泽东讨论音乐艺术达3个小时，最终都能达成共识；毛泽东喜欢读书，喜欢写诗，大家都有艺术细胞，是知音。
抗战胜利后，马思聪回到上海，出任中共领导的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又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今星海音乐学院前身）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职。
迎接解放，命运多舛
1947年，马思聪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住在光孝寺。此时国共内战的战场上，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形式渐趋明朗，何去何从，马思聪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1948年夏季的某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光临马宅。此人乃美国驻华大使、“中国通”司徒雷登，他用流利的普通话“顺道”拜访马思聪，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自称“Newton”（纽顿）的美国人来到马家，说是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下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马思聪再次予以拒绝。为免遭不测，马思聪全家移居香港。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投入新中国的怀抱。7月，马思聪当选为全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为此谱就《欢喜组曲》。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他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要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他出任院长。12年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说得马思聪和陈毅哈哈大笑。马思聪对周恩来十分敬服，曾对人说：“周恩来是中国真正的钢琴圣手！”这是音乐家用音乐行话来衷心赞扬周总理。
马思聪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后，住进200多平方米的宽敞四合院，有轿车，有司机，有厨师，生活安定、幸福，并多次代表国家出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创作了大量作品。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更是伴随了亿万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
“文革”开始后，马思聪遭受非人凌辱。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两块牌子，一块是“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写着“吸血鬼”。红卫兵还让马思聪手拿一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又随时命令马思聪在地上爬行；有一个红卫兵甚至还拿着一把刀子向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某日，马思聪在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突然停止播放《思乡曲》，改用《东方红》。马思聪顿时万念俱灰！同年底，在女儿马瑞雪安排下，马思聪逃离北京“牛棚”，南下广州，偷渡香港，再转往美国。对马思聪的离国出走，周恩来后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曾感叹：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还离乡别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1984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作出《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的意见》，决定为马思聪平反昭雪，洗刷污名。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病逝于美国费城。2007年12月，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的骨灰被安放在广州麓湖公园聚芳园马思聪雕像下。

马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