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立即封锁珠江下游，将所有未及离开的轮船渡艇，不管中国的外国的，一律不准出口。国民党政府撤退后，遗下一千三四百只船艇，均被日军搜出，由于船艇上所有员工，均以逃避，无人开动，故内河航运，停了四个多月，间或开航的，也只限于短途的脚踏车渡或小货艇临时改作客船行走而已。
1939年春，日军明令南支海军特务部宇垣恢复水上交通，宇垣便命令曾棣棠、孙成泗、陈胜能等筹设广东民船总公所，先成立筹备处，派出汉奸李辅群爪牙萧某、冼某（名均忘记）等，分赴番禺、顺德、南海、东莞、江门等日寇控制的沿河地区，强迫各地船户，即到广州该筹备处登记，并用利诱手段，说是给予船民的方便，免费登记，领回船牌，但另一方面，则派日军日舰，沿着大小河道梭巡；在顺德、中山一带河道，先委派顺德土匪黄礼为“救国军”团长，协同日海军舰艇检查往来船只，如无船牌，不仅不准通行，还要将船扣留，科以罚款，或罚义务代运军用物品等处分，各船户迫于生活，只好吞声忍气供日军的驱使。
另有一部分轮船拖渡的船主或公司办事人员，在日军进入广州时，多已逃入内地，或避居乡间，过了三几个月后，知道自己的船艇已被日军征集使用，不出来承认，便被没收，迫得出面向民船总公所申报，依照规定，领回经营。有一部分船艇，不愿受日军的压迫，冒险逃出日军的封锁线，经三水之河口向西驶往肇庆，但被国民党所谓游击队巡河舰所劫夺。有些水上居民，贱价卖了自己小艇，走入内地，但找不到工作，不上半年，迫得又在广州的缓冲地带，仍操水上生涯，也因不堪当地大天二和挂名的游击队的敲诈勒索而再返广州。因此，当时在广州的船艇，据其时不大完全的估计，从1939年二三月间日寇使用又软又硬的手段，迫令船户驶进广州登记者，截至同年底，将达二千船号。日寇更进一步，制定小太阳旗，分发各大小船只勒令挂起，说是插上这旗，可以保证安全，表面是不收费用的，但实际则定有船舶税，分等勒收。在核定船税时，又要收黑钱，如先讲妥黑钱数目，则核定船税时，可以将税额降低，否则提高估价，使船家负担不起，便将原登记牌照扣留不发。因此一只中等往来顺德或南海、东莞等的拖渡或电船缴纳船税和黑钱数额，动辄需日军票一千元至一千五六百元以上，这是核税时一次过缴纳的，其按月征收的船税（月征多少，已记不起了）还不在内。
是年11月间，各大小轮船渡艇行走于广州至佛山、西樵、容奇、桂洲、平洲、澜石、大良、里水、三水、西南、新塘、东莞、太平、市桥、新造、石岐、龙山、龙江、官窑、麻车、惠州、石龙、黄埔等处的船艇，共达二千多艘。这二千多艘的轮船渡艇，它们天天来往载运的东西是竹器、木材、皮革、水果、蔬菜、药材、生丝、铁、铜、小型家私、食糖、绳索、食盐、生油、牲口、大小五金用品，等等。
1939年夏秋之交，日伪已恢复广州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航路，首先有日船“日银丸”开行，继之有“广东丸”开行，每三天去一次，回一次，初时往来的人极少，日伪乃派出宣传处的人员，和邀集伪市商会的一些商人派出代表，由伪政府出钱，前赴香港澳门，引诱逃避港澳的原日广州居民回来，说是广州已恢复繁荣，有生意做，只要循例登记，便可“安居乐业”。当时曾有一些人，被骗返回广州来的（详细人数不清楚）。大约经过四五个月，来往的人渐多，日寇又增开了“海疆丸”一艘，并改为每两天往返一次，与此同时，英国太古公司的“佛山轮”、葡国的“升昌轮”先后行使广州、香港、澳门之间，这两船都是每星期来往一次的。
这是与日寇配合的广州经济汉奸，先有荣进、粤海两家轮船组织，不久续有同安、海安、利群、粤发、群益等数家出现，它们都是在日寇的福大公司船舶部、南洋仓库船舶部、协同组合船舶部三个组织支配下去经营航运的。荣进是孔维新、董老六等合办，由董老六出面经营，彭东园做后台的。粤海是广东原日航业中人集资合办，□□（姓名忘记）与吕春荣有勾结。其余同安等各家有的是当时日海军爪牙陈胜能、曾棣棠做后台，也有由李道轩做后台的，还有由澳门赌商傅德荫（即傅老容）做后台的，但谁是谁的后台，已追忆不清了。由于汉奸的航业组织日有增多，日寇的日东商船组合、丸一组合、三和组合、三友公司等也陆续出现，更由日寇主使组成内河联运组合、航业同业组合两个机构，把所有上述各日本经营的中国人经营的航运组合也好、公司也好，一律纳入这两个机构控制之下，他们（广州的经济汉奸）便在日寇主使下偷运内地米粮，军工业原料，如钨、锰矿、桐油、猪鬃等，用以资敌。同时大量载运日本货物，推销于沦陷区及内地，还有些过去是轮船、电船的船员，他们利用原日航线所经的埠头情形尽皆熟悉，在广州沦陷后，经当从三水河口或鹤山沙坪及清远等地，往来于广州间，带运货物，走私营利，逐渐变成了大水客，深入到衡阳、桂林等地经营，不少发了国难财成为富商巨贾。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沦陷 航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