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又名越王山、观音山，历来被广州人视为风水宝地，广州及南番顺一带有钱人家能为先祖在越秀山占有一席之地而感到荣幸，子孙后代脸上也有光。故此，越秀山的七个山岗曾经是一片“乱葬岗”，墓碑林立，坟头处处，真是星罗棋布。辛亥苦命后，孙中山在广州任临时大总统时下令将越秀山辟为公园，禁止再在山上造坟建墓。1950年，人民政府在越秀山建造运动场。运动场规模很大，足容数万观众席位，是当时华南地区最大一个运动场。所以大量迁坟就从此开始。但时过境迁，无数坟墓已无后人认迁，结果只好作无主坟墓处理。将这些无主墓碑挖出来就足铺设几公里长的石板路，这正好解决越秀山公园的建路资金问题。现在我们漫步在越秀山迂回曲转的一条条石板小道、石级，很多都是用这些墓碑铺设的。越秀山的迁坟工作，解放后一直在进行，至今日，原来数以万计的墓地只剩下两座坟墓被列为有保存价值的“古迹”。一座是“明绍武君臣冢”，一座是“王兴将军墓”。广州人民允许保留这两座古墓独占越秀“风水”，看来墓主一定是历史上值得人民歌功颂德的伟大人物了。
本文主要是讲“王兴将军墓”墓主王兴将军的故事，在“开故”之前，当然也应该顺便说说“明绍武绍君臣冢”里面安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文臣武官宁死不屈去为旧朝廷“尽忠节烈”，绝不会附身于新朝廷而甘当“苟存者”、“叛逆者”。满清入关取代朱明朝，是汉族人民无法接受的耻辱，所以，历史上几乎凡是高兴反清复明旗帜的人都被汉族人视为英雄好汉、忠臣良将，这种民族感情是应该被肯定的。但是，朱明朝在清军入关以前就早已是个腐败无能、早该灭亡的王朝。不然，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就不会这么锋火，李自成将军就不可能长驱走入北京逼崇祯皇帝逃上景山上吊。但李自成毕竟不是个“大器”人物，就算让他继续将皇帝当下去，相信中国历史上也末必会出现一个开明盛世的好时代。清兵入关前后大杀汉人，掳掠人畜，当然是一种历史罪恶。但清朝初的政治似乎表明，清朝取代明朝，应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和选择。满族人的清朝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七十年时间，清世祖福临执朝凡十八年，康熙帝执朝凡六十一年，雍正帝执朝凡十三年，乾隆帝执朝凡六十年。仅仅四代皇帝，就连续统治了中国152年这久。以后的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执朝都在十几年至三四十年之间（267年的清朝的总共十帝），假如清朝诸帝不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根本就可能在占全国总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人中间维持其满清的统治。清朝的败落是嘉庆帝以后开始，到了慈禧妇人“垂帘听政”后才真正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假如笔者在此分析的有理，那么，对以下有关故事就比较容易理解。
明朝自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北京景山公园）上，明朝的宗室诸王在长江以南争先恐后建立自己的小朝廷以争“正统”企图东山再起灭清复明，但又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个自称“正统”皇帝，那个也自称“正统”皇帝。在广东境内就出现两个“南明皇帝”。
1646年，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以及五化澄、马吉祥、吕大器等人，在肇庆拥立朱由榔“监国”，一个月后即位称帝，建元永历，历史上称“南明永历皇帝”。时退居广州的原明朝大学士苏观生（东莞人）也想向永历帝靠拢，但为丁魁楚等人排挤而受到冷落。1645年6月，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自称皇帝，建元隆武，历史上称为“南明隆武帝”。1646年8月隆武帝被清军杀死，其四弟唐聿（钅+粤） 泛海逃到广州，苏观生即拥立他在广州称帝，建元绍武，历史上称为“南明绍武皇帝”。广州与肇庆近在咫尺，何能容得两帝并主？结果为争“正统”，又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在三水一带干起了一场大仗，结果是肇庆方面大败，永历帝只好西逃云南去调兵遣将。广州绍武帝便集中全力布防肇庆以防永历帝反扑。但万万没想到，早已投降清军的明将李成栋因不满清兵贵族的凌辱，在广州投清后又归降了南明永历帝，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率部直插广州东门。广州城因一时空虚，绍武帝改装逃遁而被清兵捕获。绍武帝在清兵面前宁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苏观生此位大学士想起自己亲手拥立的皇帝都死了，就带着他的妻妾、儿女、儿媳十几人先后投井而死，其它“大臣”如梁朝钟等闻讯后也不屈自尽，同时死难的还有二十四个“明王”。事后，人们收集尸首，将这些“忠孝节烈”们合葬于广州流花桥附近；直至光绪九年（1883年），后人才敢为之修墓树碑，称“绍武君臣冢”。以后又将合墓迁移到越秀山上。这就是“绍武君臣冢”的由来经过。至于这些君臣们是不是值得人们歌功颂德，永远纪念，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王兴将军墓”的墓主王兴，同样也是抗清复明的忠烈，同样也是为了明朝的灭亡而自尽的人物。不过，王兴的献身与绍武君臣们的献身似乎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王兴是个真正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英雄；第二，王兴是个受人崇敬的传奇式人物。
王兴（1615-1660），本是广东埔县古野乡人，原姓黄。自小就是一个顽童，好勇尚武，臂力过人，年纪小小就可力拔千斤，而且“人仔细细，诡计多多”，所以被小孩子推为“王”。王兴自小好仗义，总喜欢为他人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结果十三岁那年就闹出了人命案，打死了人。后出逃躲避，一直不敢回家。二年后流落到恩平县，改姓王，专习武。王兴自这案子后，性格大改，遇事精细多了，刚中带柔，勇中有智，所以人们称他为“绣花针”。到了王兴三十多岁那年（1644年），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清兵纷纷南下，企图一举消灭在南方的南明诸朝廷。他于恩平起兵抗清，组织一支数万人的反清队伍。1646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后被清兵所杀，其四弟朱聿（钅+粤）南逃广州，王兴相助甚力。随后，降将李成栋又反清保明，王兴即上表给永历帝，率部响应。永历帝派大理寺卿（职掌刑狱的最高司法官）以连城壁送诏慰劳王兴，并命他移兵镇守新宁（即台山县）。赐封“虎贲将军”（古代称武士为虎贲），并任命他为“广、肇、会、中、恩、阳”地方总兵。后来广州的绍武帝与肇庆的永历帝争“正统”，两个南明小朝廷大打内战，双方都想拉拢王兴过来效力，但都被王兴拒绝受命。他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一致抗清，何能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以给清军渔利？而当陈子壮在南海九江举兵反清时，王则积极参战。永历九年（1655年），明晋王李定国攻克阳春，占据阳江城，进而欲取恩平，王兴闻讯即进兵抓住恩平知县王奇响应李定国。其后，李定国败退广西，王兴则退回新宁汶村（在台山县海宴西北三十里）固守。一天，王兴正在宴请宾客，忽报有清兵来攻，席间宾客一时惊慌失色，王兴即走向把盏，若无其事地对诸位说：“各位贵宾不用惊慌，谅他清兵一万也无妨，尽管放心饮酒。”说完，他亲自为各位宾客斟满热酒一杯，又说：“王兴稍出即回。”于是他单枪匹马探戈直进，打得清军纷纷败退，而且还活捉了清军当头一将回到席间，时宾客杯中之酒尚热。于是被人称为“神奇将军。”王兴在汶村坚守了三个月，清军屡次进犯都被打得一败涂地。来时三万，退时仅半。王兴派人到云南向永历帝奏捷，永历帝大喜，晋封他为广宁伯。后清军终于攻陷两广，而王兴仍在新宁汶村坚持抗清数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入粤时，多次派人持书送礼招降，均被王兴斩使焚书。尚可喜对汶村这弹丸之地竟屡攻不下，朝廷又催责甚急，他既愤又惧，遂倾全力攻打。但清军将士俱闻王兴而丧胆，都不敢近攻，只在十里以外重兵围困。这样竟又僵持了三年 之久。这时王兴已粮尽弹绝，外援无望，突围也无望，知道大势已去，事不可挽了，就命工匠制作棺材一副，以示最后决一死战。他派人向清军挑战，清军不敢应战，只是增兵重围，防止王兴突围。王兴全军将士也视死如归，准备与清兵同归于尽。但王兴爱惜跟随自己多年的将士，明知事不可为，还要为自己一死，深感有负于将士父母妻儿，于是便决定“降清”以保住部属的性命。他获知尚可喜有一名高级参谋名叫金光，据说此人有孔明之智、张飞之胆，曾因欲逃离尚可喜而被尚可喜抓回抽掉脚筋而致残成了跛脚，所以被称为“跛脚金”。此人颇崇信义，王兴便令战士在阵前传话：“陈兵百万亦无益，不如金光到帐前。假若金光愿前来，王兴归顺在今日。”于是金光慨然前往，叫一老兵骑一匹廋马作向导进入汶村。王兴出迎，笑说：“金光怎么如此信任我？不怕我王兴杀掉你么？”金光亦笑说：“王兄不是此类小人，兄先信我，我金某何能不信兄？”王兴留金光数日于汶村，天天与他饮酒论史，谈天说地，根本就不谈什么归顺不归顺的事。金光见王兴并无归顺之意，就向王兴告辞回府。王兴对他说：“我受明朝恩德，奋扬干戈，今明祚已不可挽救，我何能作投降将军，为苟存而作叛将呢？”金光说：“兄曾传话，金光来即王兴顺，岂不戏言耶？”王兴说：“我所以要请你来汶村，是为表明我誓不降清叛主的诚意，而非甘心做个叛逆者投敌求荣。但我不能为自己的清白而牺牲所有将士，他们毕竟也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你诚谨忠厚，且有胆识，弟有五儿，相托金兄，望日后多多照应。”于是即命五个儿子拜金光以父相待。然后说：“我不能回天，志在一死，死而魂魄有灵，望金兄以‘大明虎贲将军王兴之墓’十字上碑为幸。”
当晚，五兴如集所有将士，发足回家川资，叫他们全部解甲化为平民百姓回乡种田，随后与老母、夫人及侍妾等亲人诀别。但他末想到此时夫人及侍妾十几人均自缢于室内梁上。王兴即命家人簇拥老母急出屋外，然后解下夫人侍妾尸首，在室中堆置火药，穿上朝衣，手扶敕书，遂即点燃连珠炮，轰然一响，王兴与夫人、侍妾尸骨俱焚。金光闻讯，老泪横流，慨叹曰：“兴兄明志自焚，确为前忠臣也！”并依他的遗嘱照办。汶村民众无不痛哭长叹，人们都称他为“将军忠烈王”，并筑祠崇祀。王兴及夫人、侍妾遗骨原葬于广州河南南箕村，后辗转葬广州越秀山公园内。

越秀山上 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