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过五卅、三一八惨案之后，对于黑暗统治着的北洋军阀下的生活，感觉厌恶，对于蓬勃发展，朝气怡人的南方，感到吸引。那时，厦门大学既非官方统治，总算接近革命一步了，所以欣然南下。但是厦门大学的乌烟瘴气，怀着美丽的憧憬的鲁迅，触到现实而粉碎了。于是原想由二年教课而缩短到不及半年即离去了。
从厦门来的时候，有好几个学生随鲁迅同来，除了那位廖立峨之外，还有一位姓谢的，似乎名郁生[1]，湖南人，同来后不久回去了。鲁迅一直怀念他，因为从此不知音讯，鲁迅想可能为革命牺牲了，不然总会有消息的。因为以他的不妥协的性格，以他的大无畏精神，以他的湖南人的品格，是会走向那一条道路的。怀念是令人忧抑的，而况是生死不明，而况是在这大时代里，革命的人才难得！就这样，痛尝怀念之果使鲁迅每一回忆起来就加深一层惆怅！
鲁迅初到广州时，曾有一位不相识的基督徒来中大再三邀请到香港去讲演，就是讲那《无声的中国》的一次，原先是邀去作一次讲演的，因为听的人多，后来又要求在第二天再做一次讲演，地点都是青年会。在轮船去香港的时候，同船一位陌生的中山县姓何似经商的人[2]，很替鲁迅担心，因此谆谆劝阻了许多时候，说人地生疏，一言不善，怕有什么风险，最后表示，倘有不妥，即找他设法，并留下地址而别。这种出于善意的爱护，是很难得的，于此，布置会场在青年会是看来比较妥当的了。
黄埔军校，那个曾一度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领导着学生前进的学校，鲁迅也曾寄予希望。他认为孙中山革命的屡屡失败是因为自己不掌握军队（见《两地书》），看到黄埔军校由革命的共产党在掌握，体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精神，是多么鼓舞着他，所以鲁迅也曾亲自到该校作报告。可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却遇到孔祥熙，硬自邀请到他家内吃饭，并且吹嘘说：这炊事员是给中山先生做过菜的。想不到中山先生用过的炊事员，这时也名贵起来，要拿他做招牌来为孔家店招徕生意，来给那位仅仅连中山皮毛也学不上的人做遮羞品。
鲁迅到广州是1926年底[3]，那时的中大是五人小组负责管理，但正当统师北上，大军进到武汉的时候，许多人都北上去了，留下那位反动的朱家骅在单独负责。鲁迅是在这种情景下到了中大。
“我带领诸君往左走”是刚到中大的大会上听到一位负责人讲的话。学生们向左转的仿佛也真有些人。而且刚来就有人推测鲁迅的态度，《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文章也见到了，川流不息的来访者中不但有左，而且有中、右分子，而且来访者的不客气也使鲁迅生气，检查到鲁迅在做什么工作，检查到鲁迅的来往通讯，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而鲁迅还是那么忠厚，以为搬开中大，日间只来教书，即可避免许多干扰。
那时候鲁迅是中大教务主任，文科院长是傅斯年[4]，以教务主任身分，免不了有时与朱家骅接触，但却奇怪，每一次到朱处都见文科院长傅斯年先在，不知为掩饰他的诡秘行动，抑为掩饰他的吹拍技术，他在这样的多次遭遇之后向鲁迅先生解释地说：“他那里（指朱）的茶好，我常常去饮茶的。”鲁迅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遇着这些卑鄙龌龊之辈，也唯有远远躲开才好，因此公事接触也怕跑到朱的面前了。
鲁迅到广州（1926年底）的时候，正是国共还在合作，负责人又表示带领着学生往左走，总以为这里的气候（政治）比厦门大学好一些，光明一些，甚至还希望厦门大学的一些人转移到广州来。而事实是：广东中山大学里面就一党专政，并且这个“党”有远非本着中山先生的精神和实质的，一转眼间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抛在九霄云外的了。在四月十五日的清晨，看到在白云楼的对岸，土屋的店楼上似乎是工会的住所被查抄了，接着看到文件和人被带走了，这不平常的遭遇正在抖动着每一个正义的心。忽然，一个消息接着从我家老工人口里投送过来，说中大贴满墙上的标语，都是骂共产党，对周也不利，他叫老周（指鲁迅）赶紧躲起来。鲁迅并没有听这善良人的警告，倒立刻起身跑到中大去。这时学生已有许多被捕了，在会议上鲁迅首先主张营救学生，那时朱家骅吐出嗜杀者的凶焰，说中大是“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志。这几句话把在场的人弄得哑口无言。鲁迅在这场合，看看不能扭转局势，即表示辞职，以表明抗议这种横蛮无理态度。
许寿裳，那位可尊敬的文科教授，在政治上始终与鲁迅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时代，曾经一度表示与鲁迅一个态度，在鲁迅被伪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佥事时曾一同辞职的。这回认为鲁迅所作所为也是合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看到鲁迅辞职了，他也一起辞去，表示抗议。
一样的辞职，反动的朱家骅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对许立刻批准，对鲁迅则挽留。在他看来，许的地位不高，群众声望不及鲁迅，也要辞职表示抗议？就先向他不客气了。对鲁迅的挽留也不是真意，无非多留鲁迅几天在广州，不时有些侦探样的学生来访问罢了，另外还要造谣，说鲁迅逃跑了，不在广州了。这样搞得鲁迅去留两不是的时候，鲁迅一直呆在广州，到同年十月才离开去上海[5]。
在广州，从四月到十月这半年期间，鲁迅一直没担任教课，中大已辞职，许寿裳先生又早已回去（五六月间）[6]，鲁迅除了写些《北新通信》、编些文集和给未名社写些稿，应付些不速之客，就这样地潜伏着，直到十月。因为来访的人很多，有慕名而来的，有聊闲天而来的，有借同乡关系而来的，有为求助而来的，总之不一，所以虽则潜伏，其实也未能做到“潜”字，如果真有什么不客气的对待，那是很容易的。
但就在这期间，给了鲁迅的益处不小，他常常对就近的人说：“我幸而离开北京。”这里面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脱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另一是离开北京，看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为国，眼界大了，希望也大了。同时在这伟大的无穷希望下，也还看到真有人吃人的境况，而这人吃人者有的还是青年。他呼号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开始不相信进化论了，从广州开始救正他。既然不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那么，真理在哪里？他开始探究、求索，知识分子的他，不是一下地彻悟过来的。由于血的事实所教训，在广州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亲身经历，耳闻目见，是很难深有体会的，所以他说“幸而离开了北京”，是抱着得到宝贵的教训的意义的。
鲁迅在中大，除了担任教务主任外，还担任了些功课，《汉文学史纲要》这个课目是在厦门大学开始讲授的，这个课目为新编的，独具风格的，但可惜的是厦门只教过开头的几段就停止了，而中大也只不过教过那么短的时间，也就是限于厦门的一部分就遇到4月15日拘捕学生，致学业不能继续，从此也没机会再教这门功课，因着别的工作关系，也未继续写完《汉文学史纲要》，作为他的创作的一部分未完稿是可惜的。
因为暂时无须编讲义，所以有空的时间就用在别的方面了。例如接见学生和青年，接触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都很好的留出时间，但绝不向别人宣传，所以现时要考查他见过那些人，那是很不容易的，但从他的实生活上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他，是受了什么方面的鼓舞。得到了多少革命力量的启发，是难以计量的。
双门底的旧书店和广雅书局的线装本固然吸引过鲁迅，然而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却是丁卜书店的新作品，带有理论性的读物给予他以新的力量，从而辨明了是非邪正所在。
作为文艺性的读物，广州青年这方面却大感缺乏，鲁迅为填补这一缺憾，经过一位青年朋友的帮助，在芳草街的一个楼上借租下来，在当时还流通不到南方的鲁迅作品以及未名社的一些作品，陆续寄到这里出售，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即随着鲁迅在中大辞职而停止营业了[7]。
这一时期的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广州时郭沫若先生已去武汉了，二人未能相见，“在广州见到郭先生，结成统一战线”的心愿终未实现，造成许多兴风作浪的人们幻想的鲁迅与郭沫若之争的文坛消息家的无谓呻吟，“是亦不可以己乎！”假使郭未北上，二人终能相见，则必佳话连篇，给战斗增多少力量，给文化界添无限美景了。
（据1976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编《鲁迅在广州》，注文照录）
（《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注释：
[1]应为谢玉生。（原编注）
[2]按鲁迅在《略谈香港》一文中说是船员。（原编注）
[3]应为1927年。（原编注）
[4]文科院长应为文科主任。（原编注）
[5]应为九月底。（原编注）
[6]应为六月初。（原编注）
[7]北新书屋三月开张，八月停业，为期五个月。（原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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