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科举取士，按照旧例每次岁科考试取录的生员（俗称秀才），须返原籍学宫，继续钻研八股文制艺。各府州县设学官（府为教授，州为学正，县为教谕，副职统称训导）。居学宫以管理和教育这些秀才，以备再参加举人进士的考试。每月朔望，生员须返学宫大成殿谒孔。学官则必出课题令诸生携回家中做文章，课卷交还学官评阅。因生员日益众多，如广州府辖14个县，以番禺一县来说，是有36名县学额的，三年中岁、科两试便有72人入学，积40年，秀才逾千，且他们散居四处。考中秀才以后，有的在乡做绅士，有的课蒙童，各有所亊，故绝不能每月回学宫。因此这种制度，不能执行。保留学官职位，只有保管学籍，伺应学使（通称学台）的差事而已。但封建王朝为统制士子的思想，豢养起来为他们服务，遂效宋明以来的学院制度，令各行政区域，大而省，次而府，组设书院，拨地方公产收益作为经费，由行政长官礼延当地名流或致仕荣归之显宦主院掌教（通称山长），遴选所属生员送入学院，丰其膏火之资，仍课制艺。广东书院之设，最先最大者为端溪书院，次为越华、粤秀、菊坡精舍、学海堂、应元书院、广雅书院等。端溪为两广总督所主办之书院，因当时督署设于肇庆，故书院亦设于该地。其他均为省办书院，规模较小，亦都设于广州。至于府办的书院在惠州有丰湖，在韶州有北江，在潮州有韩山、金山等院。县办书院亦不少，不能一一详列其名了。这些书院，绝大部分以八股文课士，嗣后，时势更易，提倡经、史、理、文之研究，兼辟习格致之学，即当时所谓杂学。菊坡精舍、学海堂成为教杂学的书院。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雅书院。张提倡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广雅按照他的意图办理，讲述经史性理之学，而绝不以八股文课士。以后更筹设西学堂，请专家教授英算数学，分班上课。当时科举未废，书院与科举并行，学院乃有把八股文和杂学之分。嗣后诏谕废科举立学堂，书院遂皆停办，一般都改作学堂。广雅学堂院首先改为两广大学堂，以后再改为广东大学堂；粤秀改为游学预备学馆，再改为方言学堂；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越华书院停办后，改为广府中学。至于民间教育，有自办蒙馆，有富裕之家的专馆，有一般民众的散馆，清朝各级政府是不加管理的。科举既废，蒙馆亦多停办，私立学校因时出现，较著者为时敏学堂、教忠中学、育才书社、南武公学等。这些虽非蒙馆改设，但均属于私立性质，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广东省办各书院
端溪书院 广东设立的书院，最先最大的为端溪书院。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两省，正署设于肇庆，故端溪书院于此设立。因远在肇庆，见闻有所不及，只知道张之洞督两广时，曾延浙江乌朱一新、番禺梁鼎芬先后任该院山长。后来清末光绪季叶，番禺翰林傅维森曾长该院，其他情况不详。
越华书院 这是省办的第二间大书院，创设于乾隆年间，在该院任山长的，我只记得有三个人：一为梁肇煌，做过顺天府尹及江宁藩司，以达官富绅出任山长；一为叶衍兰，番禺进士，诗书画均有点名，凭名士气派做山长；一为丁伯厚（仁长）以岸然道貌标榜宋儒理学做山长，直做到越华结束。
粤秀书院 创建于康熙四十九年，我所知道的山长有四个：较远的是史澄（字穆堂，史坚如的祖父），由翰林做到国子监司业，致仕归来做山长；一个是黎兆棠（字台民），以翰林外放到福建做督办船政的钦差，与梁肇煌同为西关富绅；最后是潘宝璜（椒堂）、潘宝琳兄弟，兄终弟及，两人都是翰林，是广州著名的豪绅。
应元书院 不详。
以上这四间省办的书院，所有的山长，都是一些达官显宦致仕归来或是进士翰林出身的人物。如只有举人底子，就没有资格做山长。至于他们的课士，是专课八股文的，院生只是在应课日到院领题交卷，或是领膏火奖金时才到院，有的还是叫跑差去领送。所谓教育秀才，和学宫的情况差不多，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应元书院，却比较特别一些。应元规模不大，但应课的却不是生员而是举人。中过举的人怕八股荒疏，不能考进士，应元之设，专为教举人学八股，应进士试，生员没有资格进入该院。
往昔书院课榜高列的人名，报纸是有登载的。我时常看到应元课榜，使我大惑不解的有两个住澳门的举人，经常应课前列。一是澳门前一时期烟饷赌饷承商李镜泉儿子李翘燊，另一个是澳门后一期的烟赌饷承商卢九的儿子卢宗璜。李、卢两人原是新会的秀才中举的。他们是百万富翁的儿子，锦衣玉食，不稀罕于区区的膏火费，怎会来广州按期应书院课呢？这当然是雇“枪手”去考到的。光绪甲辰科李翘桑还中了进士，点入翰林。卢宗璜在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中了解元，而且他的弟弟诵芬、宗瑨又在北闱中式，一科兄弟三人同捷。民国3、4年间，卢宗瑨来到广州，我在朋友在宴会上见过他，有人问他年龄，冲口而回答说是20岁。宴会后有人感到奇怪，十多年以前，他在清室北闱中举，算来只有五六岁。知道的人说，这不算奇怪，他父亲有钱替他捐监生，雇“枪手”赴北闱时是照他真实年龄加大20岁的。
菊坡精舍、学海堂 菊坡精舍是纪念南宋崔菊坡这位乡贤的。崔的考据学、金石学、词章是在岭南独树一帜的，而且他还做过统兵西川的边防统帅。（崔有一首水调歌头的词，首二句是：“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广州人对崔的纪念由来已久，菊坡精舍和学海堂都是较小的书院，所课的经学，就是汉儒的考据学、经史、词章以及宋儒的性理学四门。这两个书院专以此四门课士，因这四门的学问，各有所长，不像越华等三间大院由一个山长独揽，而是要分门别类课士，有专家负责。这些专家，多是皓首穷经的宿儒，或只是举贡，不是那些致仕荣归的大官僚。分类课士制，颇似后来学校的分科教授，所以经史理文四部的课士负责人，只称学长。这两所学院，起源于清中叶以前，但当时，被文人认为这是教杂学的，不予重视。一直到嘉庆年间，阮元督两广时，尽力提倡杂学，才为人所注意。这也是由于当时形势使然，因为清王朝的腐朽昏庸，已达极点，八股文的酸臭无用，已为朝野不少人所熟知；有不少人将精力转向实际学问的杂学的探求。菊坡精舍和学海堂曾在道、咸年间出了不少人才，特别是出了三个大师：一是陈澧，字菊圃；一是谭莹，字玉生；另一是陈璞。陈澧著有《东塾读书记》一书，人称为“东塾先生”；这本书对学术界是有贡献的。他是番禺县捕属人，原籍为江苏上元（南京）县，生于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卒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72岁。他23岁中式道光壬辰恩科举人，以后，六上公车，到北京会试，没有考中进士，只选授河源县训导的小学官。他博览群籍，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书法，无不精究。他六上京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40岁后，无意进取，便返广州，主讲菊坡和学海堂，专意著述。除《东塾读书记》外，有《汉儒道义》、《声律通考》、《切韵考》，填词有《忆江南馆词》一卷传世。他因司铎河源，故来往频繁，每过惠州，必访苏东坡遗迹，见于吟咏者甚多。他的门人很多，传他的经史的有陶福祥（字春海，掌教过禺山书院），传他词章的有汪兆镛（字憬吾，汪精卫之兄）。汪、陶均番禺举人。由于陈澧学术湛深，广东大吏奏请清廷奖以五品京卿衔。现西横街木排头的京卿第即其老家。谭莹和陈璞，也有名，但没有陈澧这么大的名气，他们不是什么达官显宦，但文章学问，为世所景仰。所以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在当时是对社会有过一定影响的。
广雅书院 这间书院是张之洞督两广时所建的，时间似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开院后又延番禺梁鼎芬及著名理师浙江义乌朱一新任山长。这所书院，是新型的书院，院生是广东广西两省人士，札饬各府负责选送。名额共200名，广东名额比广西多一些。广东乡闱中式举人名额88名，广西只得50名，当时两省分配名额其百分比如何，则未知悉，院生是由地方官遴选各府州厅县学的优秀生员资送到院的。进院后，一切膳食、膏火、文具、杂用等，全由官给，月有定额。如属清苦生员，不须家庭接济，使生员均能安心读书。院生一律住院。它是以杂学课院生，不学八股文，每天读的是什么书，均须写学习札记，以备院长随时调阅，有不明之处，即条举向院长质疑问难，由院长批答分析。（这与粤秀越华等院生只应课日到院领题领卷，甚或差人代领而只于领膏火时始到院者，大不相同）院长每月在大讲堂讲学两次或三次不等，与院生接触较多。广雅后座有很大的冠冕楼五楹为藏书之所，牙签玉轴，贮书很多，尽是经史舆地和古今文学。这是各个书院向来不曾有，也不是学习八股文所需要的。院生一入该楼，目不暇给，感到八股之外，还有这么多大的学问，使他们眼界为之一新，视野广阔，专心钻研。这间书院和其他各大书院根本不同之处，一、绝对不课八股文而教杂学；二、院生住院，认真学习，院长与院生非常接近，随时可质疑问难；三、藏书丰富，供院生阅读，这是各大书院所没有的。
广东学堂的兴起
广东之官办学堂，以黄埔水陆师学堂为始。当我初进两广大学堂就读时，有许多老教师，都是出身于水陆师学堂的。但这所学堂究竟创办于何人何时，我过去也曾问过好些老前辈，已有不同的两说：一说谓系张之洞所创办，开始光绪十三四年间（1887-1888）；一说则谓为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战，彭玉麟奉诏来广东筹防海疆，因见广东水师窳败，海防人才缺乏，逐奏请清廷谓闽粤同属南方海疆要冲，广东亦仿照福建开办水陆师学堂一所，以储练海防人才。奉旨允准，遂择地在黄埔设学堂，于光绪甲申、乙酉间开办。
由前后两说互勘，开办时间距离不过3年，矛盾出入不大。可以说明是在戊戌变法（1898）的十多年前；至于创办人一说为彭玉麟，一说谓张之洞，此亦不成为分歧之问题。查光绪甲申中法战役期间，张之洞已任粤督；彭玉麟之来，系以钦差大臣身份筹划加强海防，而非地方大吏身份。筹款开办学堂，属于地方建设之事，自当由地方疆吏负责，或者倡议设水陆师学堂者为彭，亦必须协商张之洞联衔会奏清廷。至于奉准之后，由筹备以至开学，自然一切均由张之洞董其事。所以说这所学堂，是由张之洞手所创办，似无疑问的了。至于今日，则诚所谓诘问其事而遗老已尽。究竟当日总管课务的是什么人？充当教习者又是些什么人？所开课程若干门？学习期限为若干年？均无所知。现仅就其所培养出来的人物情况说一说。
我的老师辈中（指由两广大学堂到广东高等学堂时的教习先生），我接触过的几个人：第一个是曹汝英，字粲三，比较多才多艺。两广大学堂开办时，教习群中只有他一位是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他任教的是甲班英文，还兼过物理课，后来一个体操先生程铄钰因有问题辞了职。曹老师又代过体操课，他还擅长数学，在两广大学堂虽无担任此课，但他同时在教忠学堂任数学课，著有《直方大斋算草》刊行。当时许多初步研究数学的青年，都奉这本书为圭臬。教数学的林汝魁（番禺人）、林庆镐（新会人）、罗伟卿、朱孔阳、潘应祺（番禺人），教英文的何宽容、区沃信、罗国瑞等，都是水陆师学堂出身的。由两广大学堂至广东高等学堂，期间教席更迭频繁。开办大学堂的姚文焯，是浙江人，任期不满四月辞职而去。跟他而去的数学教师有方德公、姚景实等人。所以林汝魁、林庆镐、罗伟卿等人都陆续被延揽进学堂教学，林汝魁后有高就，而另来了朱孔阳。据闻他们均由曹汝英所介绍。一年半后，丁仁长去而吴道镕继长大学堂，时曹汝英也高升为北京贵胄学堂的监督，还有两个英文教习丘志范、林乔椿随之而去。随后，何宽容、区沃信、罗国瑞等被延揽进堂教英文。
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中日后飞黄腾达的，首推谭学衡。谭字亦张，新会县人，水陆师学堂毕业后随其父至京，混迹官场，宣统年间当了海军副大臣，袁世凯组阁时，又出任海军大臣，算是广东水陆师学堂毕业生中一个突出人物。
第二间广东官立的学堂，应是西学堂。这间学堂开办于1899年，在戊戌变法之后，当时全国改革书院，着手兴办各种学堂，而两广总督谭仲麟是个顽固老朽人物，不同于张之洞、岑春煊等洋务派。西学堂开办时，水陆师学堂早已结束，只是用了水陆师学堂两个毕业生曹汝英、潘应祺在西学堂任教。曹教英文，潘教数学。西学堂只是这两个教习。曹任教两年多，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两广大学堂和教忠学堂同时开办，曹被两学堂延揽，在大学堂专教英文，在教忠则教数学。西学堂另请林译生（北洋学堂毕业）教英文。潘应祺则教至1903年冬西学堂毕业结束，才能到广东高等学堂任教。
科举废止前的学堂
两广大学堂和教忠学堂
两广大学堂开办于1902年，首任主校政者为姚文焯（字稷臣，浙江人）。姚为翰林院检讨出身，曾简放过云南省的督学使者（即学台），后来以道员分发来粤候补。他曾署理过一任广东督粮道，原是一个红道员。当时由总督陶模委派他开办两广大学堂，职名却叫做大学堂总理，姚任职不过三个多月，便解职离堂。暑假后，开办教忠学堂的丁仁长来继姚任，职名改称总教习。当时大学与教忠学堂均由丁一人总其成，而丁仍兼顾原任的越华书院山长。
大学堂原定甲、乙、丙、丁4班名额，每班学生40名，凡160名，略仿原日广雅书院之公费生性质。学生必须驻堂寄宿，而由学堂免费供膳。此项开支，来自政府拨给学堂经费固定预算中，是以学堂须经常保持160名学生名额。而学生流动性颇大，因原定毕业期间为8年之久，在8年之中，人事变迁甚大，在姚去丁来时，学生已缺额20余名，丁即指教忠生考来递补。丁任至葵卯冬即辞职，续任者为吴道镕，于翌年甲辰改名为广东高等学堂，主校政者亦改名为监督。吴任监督至辛亥革命时止，在职8年多，历时为最长。自1904年起，清廷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成立，明令各省不必办大学，已办的应改为省立高等学堂，这是壬寅年开办的全国还是第二间的两广大学堂需要改名的原因（全国官办的第一间是山西大学堂，是岑春煊在晋抚任内辛丑年开办。粤督陶模翌年开办的两广大学堂，还是向岑索取山西大学章程作为蓝本的）。
京师大学堂向各省已开办的大中学堂学生中，吸收优秀学生入读，当时大学堂是先办5年制的预科，在预科修业期间，亦只等于5年毕业的旧制中学。故当时的大学堂与中学堂，名科虽不同，而学生程度则并无差别。京师大学堂在广州招考取录近30名学生，高等学堂占大半数。现忆得起的有：卢颂芳、李伯贤、陈其瑗、汤龙骧、麦棠、陈颂芬、冼继朴、李文骥、曹膺尧、黎惠中、蔡洵、区宗洛、梁程等人。其他如教忠学堂、广府中学的学生，亦有被取录吸收者。教忠学生朱大符（执信）也入选，但朱同时也考得留日速成法政科，因不赴京师而往日本留学去。
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同时，清廷还在北京开办了好些如交通传习所、实业学堂等职业学堂。因此高等学堂的学生中，有些小康之家，可以筹出旅费的人，都想去京师观光，希望另寻出路。于是朱兆奎等人考进了交通传习所，李经灿等人考进了实业学堂。1904年甲辰暑假时，吴接丁任未及一年，而原来的160名学生，离校者已达半数，吴道镕只有收旧生并为两班，另招新生80人进校，新编两班，以足160人之额。但旧生开课已过两年半，新生虽按旧生相当的程度录取，仍是参差不齐，其时学堂中教忠与高等前身两广大学是同时开办的，稍后则有广府中学，当时有公费供膳，条件较为优越。教忠则除最先考取的通额及广府14属公额生外，后来入学的均需缴学费，其中家境贫寒者，多欲转入他校。当时新旧班学生，只英文那一科还勉强赶得上，数理化等科，则差距甚大。吴将旧生编为第一部（即理科生），新生编为第二部（即文科生）。
翌年，总督岑春煊要开办两广游学预备科。这一招考，又把高等学堂一、二两部学生大量吸收过去，致使一部里只剩30余人留读。原因是他们认为再读一年，预科毕业便可得到清廷奖励的优拔贡头衔；或是感到家境困窘，又有家室之累，难有出洋留学的机会。至于第二部学生，考选游学者也有二三十人，但未有第一部之多。留堂者仍有50人以上，勉强分成两班。未几游学预备科办不下去，要改为方言学堂时，原日高等学堂二部的学生，全部申请回原校修业；一部则回去者只有10人左右，如黄访书、杜佩球、朱瑞麟、褚广铎等则转进方言学堂；而卢维溥、罗英俊、孙谋、李翼纯、胡章、王钦寅等则自费赴美留学；莫廷荃、麦应端等则自费赴日留学；杨永泰则考进北京法律别科；岑仲勉则考进北京税务学堂。而早期自费赴日留学者尚有梁慈浩、何绍诚、龙荣轩、龙裔禧、许沅等多人。梁慈浩且于游学预备馆开办时，已回国为该馆日本教师作通译。许沅（即许佩芷）亦于公立法政学堂开办时归国在该学堂任日教师通译。更有早期即离校考充电报生如乔敬业（改名乔灏）、关应钟（改名关鼎）、郑献璠（改名郑大钲），后皆在电政界任局长。
是以在乙巳（1905）末，由大学堂至高等学堂4年中，陶模在壬寅开办时招生的160人中，升学转学或就业而离校他去者已超过百人以上了。
武备学堂与将弁学堂
清廷1901年秋颁布明令，饬各省府州县筹设大中小学堂，这已是废科举的前奏。粤督陶模为当时督抚中的比较开明肯办事者，既已举办两广大学堂，认为有文事必须有武备，于是计划成立一所武备学堂，并指定停办了的黄埔水陆师学堂为堂址，划定专款，委定候补知府汪大钧等负责筹备，岂料草创未就而陶模已病死任上。巡抚德寿继署粤督。德寿虽颟顸，但以这所武备学堂也为新政考成所关，况且陶模已定下规模，粗具头绪，自然乐观厥成，据为己绩。因之武备学堂在翌年，居然成立招生了。德寿是满人，满汉畛域之见自然很深，他认定清初祖制，武装须掌握在满族人手中。遂强调多选旗人入堂，俟其毕业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升学。主办学堂者不得不仰承德寿的意旨，致使招生时不顾素质，以尽量多录取旗人来迎合这位德制军的意旨。德寿和将军都统们，还鉴于两广大学堂的学生中，曾有人公开谈革命排满之论，故布置这批旗人学生进入武备学堂，是有着一种监视和侦察其他学生作用的。至于武备学堂的当局，因上峰有严防学生播散革命言论的暗示，自然对于学生的阅读书刊留意侦查，弄到杯弓蛇影人人自危。到德寿去任，岑春煊来督粤，锐意要建设新军，却认为这批武备学生不足以当他拟练的新军基层领导干部之选，匆匆办完一届（时间很短，似乎仅3年左右），仅送少数人到日本士官升学。其中除莫擎宇等一些人外，满籍学生却占了好几名。没有升学到日本去的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便自谋职业解决生活。适值这时已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已明令废止科举，全省各地学堂勃兴，需要教习甚多，而武备学堂毕业生限于所学，不能担任其他科目课程，很少被聘。后来，岑春煊在北横街另创将弁学堂，委周善培当监督，周别具眼光，对于将弁学生的遴选，没有录取上一个满籍的人。这班将弁生，只有三个人是我认识的，即伍冠球、熊韬、熊略，他们修业期似不很长，毕业后新军开办，这批人差不多都在新军里派有工作。
学务处与两广师范练习所
岑春煊在督抚任中，兴学成绩斐然，他甫履粤督任，即首先成立学务处，以张鸣岐为督办。其时清廷兴学明诏已颁，严饬各府与直隶州限期成立中学堂、各县限期成立高等小学堂。各府州县知道岑春煊是令出必行的人物，自然不敢怠慢，即将地方上原有的书院学社一类公地划作学堂地址，开办费和常年费也筹有定款，只是欠缺师资难以开学，呈复学务处。张鸣岐接到各地催派教习的文电，无从应付，只得通饬各属，在学堂开办之前，先设立劝学所，由各地选一批人送省学习，以资回籍襄助学务。
这样一来，限期成立学堂一事，无形中便取消了。
后来，学务处招聘一些懂得办学的人，在小南门内秋闱试士的贡院里开办一间两广练习员养成所（名称记忆或有未确）。意即练习办理学堂行政事务。同时通饬两广各属（学务处衔头是冠以两广字样故兼辖到广西），保送人员入所联练习。广东各属保送的人较多，广西较少。招人练习员约在二三百人以上。同时在贡院内开办两广速成师范学堂一所，招生60人，6个月毕业，练习员则3个月毕业。均驻校膳宿。聘请浙江黄岩人王舟瑶来粤任监督，兼管师范学堂与练习所两部。练习员仅办完一届毕业后即结束练习所。练习员返回本籍后，大多数当劝学所长，学堂开办后则当学堂的监学。因彼时学堂的最高行政领导人既为管学官，所以没设校长职，综理学堂行政者为监学，其职权约等于后来学校的教务主任兼总务主任两职，故由劝学所长转充监学未为降格。速成师范学生只有李天佐一名为广西人，余皆粤籍。毕业考试李天佐名列榜首。这批人中我认识的有：杨子毅（后留学德国）、温仲良（后升学优级师范）、沈忠贻、张柱宸、麦鼎新、曹可均、李振环、刘作楫、薛逢瑛、陈宗孟等，当时广州近乡纷纷办学，师资供不应求。1905年春遂合并练习所原日用地，扩大师范学堂组织，续办两广师范简易科，共招生240人，分为4班，每班60人，以备毕业后可以满足各地新办学堂师资的需要。广东师范生名额占三分之二，共160人；广西生名额占三分之一，共80名。当时广东所办之大专以上学堂，如大学堂、方言、高工等学堂，凡总督所主办者皆冠以两广字样，但招收桂籍学生不多。独两广师范的桂籍学生名额，则有学务处指定须占三分之一人数。或系于岑春煊乃桂人故也。当学务处计划大规模开办两广初级简易师范时，清廷还未明诏废止科举，学务处借贡院来办学，估计只能利用两年，迨清廷废止科举明令颁下，学务处始将贡院改建成一座新型的学堂。
办理首届师范，该校监督王舟瑶算是克尽心力的，但所聘的师资，仍未臻上选，其中只以上海聘来的两位史地教师较令人满意。教历史的是傅远森（湖南人），教地理的是张相文（江苏人），后来这两位先生都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编撰工作。教育一科是请日本人伊藤允美担任的，因为翻译冯斯栾口才甚佳，学生都感满意。理科也是请日本人津久井德次郎任教，初期任翻译的是黄玉衡还不错，后来连换两个翻译，都不满人意，结果还是请冯斯栾兼任，才解决问题。教体操的是王鸣瑶，担任音乐课的是留日归来的霍会全，图画课是高剑父。
师范生的年龄大约可分为3级：30岁以上者占五分之一，20岁以下者也占五分之一，其余均在20-30岁之间。毕业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3级。提学使署规定最优等毕业生月给薪50元，优等40元，中等30元，分别分派到各地充当教习。
首届师范毕业后，王舟瑶又接着续办了第二届，但后来将毕业生等次名册送提学使署，奉学署派往各处习教的极少，多数都靠自谋生路了。
科举废止后的公立学堂
清末兴学的次序，就广东来说，是先办大学，次办中学及各项高专，却把基础的小学拖到最后开办，这是本末倒置的。当时官办的两广大学成立后，跟着有广府中学的开设。本章仅述清代最后由1906至1911年，即光绪丙午至宣统辛亥的短短6年中，广州高专以上学堂的兴废情况。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两广师范自办完两届后，新型黉舍的建筑次第落成。巍峨高耸的钟楼，矗立于小南门内，北与越秀山之镇海楼遥遥相对；东堂西堂两座楼房的教室宿舍，足容纳学生千余人。于是先后开办优级师范选科与正科，旨在培养全省中学堂的师资。选科两年毕业。选科之设，因当时全省中学普遍成立，为了师资之应急，故未能如正科的全面培养。正科为期4年。不论正科与选科，俱分4部门而专修其一部。4部门中，数理化合为一部门，非数学根底好者不能习理化，国文英文合为一部门，非国学根底好擅长于文学写作者不能习英文，此两部门选生特为严格；此外史舆部门与博物部门，则须图画成绩较佳者始能入选。正监学叶觉迈（字湘南，东莞举人，曾游日本，为康门弟子），优级师范开办，王舟瑶罗致在南武公学教书的黄晦闻（即黄节），叶湘南介绍其同门康徒胡炳熊（字绍南，高要人）、唐恩溥（字天如，籍四邑，曾中过举人）等相继入堂任教，羊城报主笔谭荔垣亦被聘为国文教员。王舟瑶在广东办理师范教育，着眼于把基础打好，要求相当严格。直至辛亥革命广东光复，王舟瑶返始回浙江黄岩原籍。
清末广东开办的5间高专学堂，只有师范学堂与法政学堂延续到民国初年且继续发展，其他如两广方言学堂、由两广大学堂改名的广东高等学堂，以及后起的两广高工，均在辛亥革命时期结束了。
三间高专学堂的兴废
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各班学生，实际上均已修业期满，例应举行毕业考试，因广东已告光复，学堂员生多已星散，校址且已作为北伐学生军办事处。当时应届毕业生，只好自己推出代表，统计各学期成绩，填写文凭，自行办理毕业手续，并自行举行毕业典礼。随之，这所开办了5年的高专学堂即宣告结束了。
两广高等工业学堂的开办，约后于两广方言学堂一年多，堂址在旧广东巡抚署（即今人民公园及市政府所在地）。该校是张人骏督粤时所办的，派了一个候补官员陈涛当监督。据我友卢颂芳、朱英忆述：当时高工分高级、寻常两部，而两部都是先办预科以巩固其基础的。高级部学生分两班，每班学生仅二三十人。因该两班是准备办机械工程系、采矿冶金系的，还拟请外国教师前来任教，因此对于学生的数学、外文（英、日文）的水平要求甚高，所以能选入高级部的人较少。寻常部共分3班，每班人数都在三四十人之间，原计划这3班完成预科学业后，拟办化工系、织染系、建筑工程系的。高级部到宣统元年（1909）冬修业已满，翌年一年都在停课筹备开办正科；寻常部3班在这年还在上课。但是年经过倪映典领导的新军起义以后，革命风雷震撼全省，清廷大吏都已失魂落魄，总督袁树勋，早存五日京兆之念。从前张人骏计划逐年扩充发展高工的专款已被挪作别用，正科实已无从开办，连学堂的经常费也不能如额发足，就只寻常部3班开课，而经费也有捉襟见肘之势。到袁树勋去任，张鸣岐继任粤督，对高工经费支付更少。陈涛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迭辞监督之职，而张鸣岐却既不挽留，，也不派人去接任高工监督。因为张鸣岐当时既不筹发高工经费，也不愿负无端解散一间高专学堂之名。正在此时陡遇辛亥3月29日，革命党人火攻粤督署，全城风声鹤唳，陈涛乘机离粤。全校员生，无人负责，只有各自星散，一间两广高工学堂就这样瓦解了。
高工开办仅3年即告夭折，是开办最迟而收档最早的一间。方言学堂是开办早于高工而结束后于高工，有5年寿命。广东高等学堂，由其前身两广大学堂开办计起，由壬寅至辛亥办了10年，但结果也是校命随清祚以俱终的。这间学堂，却于辛亥之春，有3班学生先后毕业，联同送到北京学部复试合格，各获得科举已停罢后的举人奖叙，或得京官的中书科中书职，或以外官通判用签分各省，这是清室鼎革前夕最后一批的末造举人。
自改办高等学堂以后，学部规定理科文科相间办理，以免偏重培养一科人才。所以第3届招生不能不招理科部，而理科课目比较繁重，不如文科之简易。由于监督吴道镕外行，欲缩短预科修业期限，于是在第4届招生之期，是应招文科生的，乃确定划分丙、丁两班为丙理、丁文以符制度。但丙班只有少数人升入本科理部，缺额甚多，遂于4届招生时兼招本科生补充丙班缺额。这时广府中学及外府的一些中学，都已办过首届毕业，本科生是大有来源的，是以丙班补充缺额的，都是别家中学的正规毕业生，在高等本科修业虽仅3年，连原来毕业的中学合计，却是有8年学历的。原日的丁班新招的文科生仍作预科办，再读两年，始得升入文部正科。有些原日的丁班生，不免因此自行退学。
这年高等甲乙丙三班都是本科生，只有丁班是预科生，但甲班生是先于乙、丙班一年升入本科的，到宣统元年（1909），甲班生已修满本科3年学业。这批甲班生，是从两广大学堂开办时入学一直坚持读到最后结业的，计有陆兆光、岑锡祥、卫梓松、劳国荣、李学海、李士鸿、王仁溥、王绳正、王家璧、何家相、何家炜、关献琛、黄鹗、黄兆镛、黄培堃、黄炳森、张昭芬、周耀光、郭祖绵、郭协和、梁育先、梁龙恩、梁冠芳等24人。照章毕业生考试后即须送京师学部复试，吴道镕认为只此一班仅20余人，办理毕业考和送京复试，事殊烦琐，遂决定过一年后待乙、丙班修业期满，3班一齐举行毕业考再送京复试。一年后，3班共78人经过考试全部及格，后送学部复试，也全部及格，获得举人的奖叙。
当时甲乙丙三班毕业后，高等学堂只有数十名学生在校。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该校也就停止招生了。
另外，丁仁长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离开大学堂后专办教忠学堂，到张人骏继岑春煊粤督后，却打通旧日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作存古学堂，延丁任监督。存古学堂办了3年，到辛亥革命时始结束，其内容及课目所有办理过程都未详。
辛亥广州光复时，丁与吴道镕同居城北丹桂里望衡对宇，闻报纸盛传已京陷帝崩，丁约吴同往广府学宫大成殿自杀以殉清。吴讽以君尚有老母在堂，未能终养，胡能恝置。丁为悚然，殉清未果。后闻清帝获得优待仍居宫中，吴窃喜幸未空死。
旋生旋灭的两间杂牌学堂
这两间杂牌学堂，一间是随宦学堂；另一间是警察学堂。
“随宦”二字，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官僚字弟读书的地方，其中学生，都是籍贯外省，暂时家居广州的人。清制文职官必须回避本籍，惟教职（即教谕训导）及武职乃可以在本省服官，是以广州宦海中，由实缺至候补，自道府以至佐贰杂职从九品人员，无不是从外江来者。这些携眷宦游来粤的人，在过去科举时代，这些人的子弟的学业是很简单化的，不外经书八股文，尽可自教自学，如果揣摩得法，便捐个监生去应顺天乡试，侥幸中个北闱举，做官依然可作为科举正途出身。但到科举废除，学堂便是代替科举作为出身的正途，而且把旧时科举的生员五贡举人进士之类都对号到学堂毕业生的头上，于是所有宦游人物，为着他们子弟的出路，需要创办随宦学堂。而奉旨起草各项学堂章程的张之洞，也关注到这一点。故在奏定颁布的学堂章程中，也将随宦学堂这个名目列入。
广东的随宦学堂，我参观时，是一座崭新的建筑物，地址记得是在大石街之北，莲塘街之东，旧日俗称将军大鱼塘那个地方。这所学堂的建筑费、开办费、经费的来源，当然是出自广东省库。因为清代的广东善后局，是全省筹款的总机关，是大小候补官员的根据地，善后局的官员对这所培养官僚子弟的学堂，自会力促厥成。该堂的学制是分高小和中学两级。当方言学堂开办时，随宦学堂已有些人考进方言学堂的，所知的就有张衡、朱缙、褀堃等人。
辛亥革命后，所有清代在粤的候补官宦，均已携眷返乡，随宦学堂也随之解体。这间学堂的举办似有六七年之久。
警察学堂的举办时间比随宦学堂更为短暂。据知其开办时间，似在1905-1906年之际，王秉恩所创办。王秉恩初以候补道当巡警局总办，后来巡警道设立，才当上巡警道。
广州为了革新警政及提高警察素质，在警察学堂招考时，读书人前往投考的不在少数。后来据我接触到的警界人物，如钟定寰、麦翰华、宋达朝、梁展鹏、刘仲彭、简德流等这些警察学堂出身的人都是出过大馆者，尤其是简德流，还是番禺县试的一个案首。
民国后巡警道改为警察厅，用人讲究资历，所以凡警察学堂毕业的学员，在岗位上都能站得住。
私立学堂的兴替
河南方面的私立学堂
广州的河南设有私立学堂3间，其中育才书社一间开办最早，与两广大学堂同时，稍后的有南武公学与岭南学堂。此3间学堂在清末已办得相当蓬勃旺盛，各校学生人数亦不少。
西关方面的私立学堂
西关方面有进取、南强和述善这三间私立学堂，学生人数在全盛时期都在百人以上，堪称较有规模的学堂。
进取学堂设于上西关高基的万寿庵，并非借用佛门（如南武公学则始终是借用海幢寺佛堂僧舍的），而是整间收用，实际已把寺产变为学产，既无僧尼留住，也不存有佛像金身了。这间学堂创办的人是黎起卓、王秋湄、潘达微这几个同盟会员。黎、王都为武备学堂毕业生，黎名民铎，东莞人。王名军演，番禺人。彼等在武备修业时，成绩优异，嗣因有革命嫌疑，被压抑不得升送日本士官学校。潘达微为名画家居古泉的入室弟子。另外，还有黎起卓的业师番禺老秀才杜芳（字小朴）。当时他们创办这间学堂的目的，主要是借为利便海外同盟会人往来作掩蔽，故特别选择上西关高基这个较为偏僻之处。
南强公学后来改名为广东公学，是保皇党人主办。堂址在下西关逢源角一座大屋，开办费是由保皇党海外募集而来，学校设备较进取、述善等学堂完善。该校门前陈列着十数尊意大利雕刻人面兽身石像，据说是康有为游历欧洲时，从罗马购得，还花了不少运费。该堂的主持人为番禺的罗伯雅，任课的有：伍庄宪子、朱启明等人。这间学堂似是在1908年间创办的，所以到1911年已有首届高小学生毕业。辛亥革命后，进取、述善等学堂，还在继续办，而这所广东公学却停办了。
述善学堂后来改名为述善两等小学堂，为述善堂（在黄沙，为九大善堂之一）的董事们所倡办。修葺了至宝桥脚一间节孝祠为堂址。董事长（等于校长）方静仙（潮州惠来县人）、董事李戒欺（别名鉴诚，从化人）、罗少翱（别名彤琼，《七十二行商报》编辑兼发行人）等皆为当时社团中的头面人物。学生宿舍可容数十人。该堂所招第一批高小生是潮州籍集体而来的，他们俱是成年人，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上，约40人，编为高小甲班生。次年续招高小乙班生，却是集体而来的新宁（今台山）人，约30余人，年龄在30岁以下20岁以上。这些高小生入学后务必读到毕业，不得中途退学，是有固定性的。至于第3年招生，由于宿舍所限，对于集体入学者，无法收容。这学堂既名为两等小学堂，所以开办时计划是办高小两班初小两班的，第一年高初小各招一班，，第二年也是如此。但第一年初小班因为来的都是邻近私塾转来的学童，年龄是15岁以下至7-8岁，程度参差不齐，一年之后，去者八九，所留无几。到第二年招生，采取新旧合并，一个班也只有40人。高小班则有扩充可能，只因学生要集体寄宿，无法增加班次。
广东公学我仅到过一次，是1911年辛亥秋该堂举行第一届高小毕业典礼，我代表述善学堂去参加典礼的，该公学的情况无所了解。未几而广州光复，这间公学便关门大吉了。
总之，清末西关的私立学堂述善、进取、广东公学3间，各有自己的代表性。述善是善堂社团中人所主办；进取则创自同盟会中革命党人；广东公学却为保皇党人所掌握。故这3间学堂，各有其办学目的与背景。
老城、新城、东关的私立学堂
老城的私立学堂最早的一间，是粤秀街（原德宣路之北，遗址已并入中山纪念堂范围）内租赁杭嘉湖会馆创办的育才书社，1902年已经开办。一年后便并入河南鳖州的育才书社。翌年与广府中学同时创办的有群益，随后有广益，这些都是新型的学堂。再后，是马鞍街千顷书院里，有黄氏家族学堂的设立。千顷书院是黄族的祖祠，据说是全省黄姓都有份的。所以到民国后那南路的小军阀黄志桓也加入该书院，认祖认宗，要保留书院范围内的地不许拆让，所以市政公所开辟维新路（今起义路）时，而改路线迁就，造成今日这条弯曲的维新路。该家族学堂因有公尝补助，而且值理多是新宁黄姓人，可能还有侨汇挹注，经费来源较为充足，更加校址固定种种条件，所以在新城一带新设立的学堂中，唯一能屹立久存，民国后还能发展为千顷中学。
宏育学堂是陈罗生、张镜藜等人创办的，租赁秉政街内一试馆做堂舍，只因旧式平房，难于大事改建，故课室规模不甚合适。学生分高小初小两班。办学两年，限于校舍，无以发展，况陈张两人因已应聘述善学堂，另有出路，宏育学堂遂停办。
广育学堂之创办人是沈藻清、沈藻懋兄弟。藻清字孝芬，原为番禺县秀才，到日本入过弘文学院，毕业于速成师范，回来后增加了教馆的声望，孝芬世居豪贤街，素在家中设塾课徒，但限于地方，每年授徒总不足20之数。后留日归来，名气大了，准备要把塾馆扩大，恰巧豪贤街东头一座西庵书院，堂宇宽广，可容纳学生50多人。过去有个梁元楷（字梯雯）在该处设馆多年，因其中了举人后，至1904年，要上京会试，便邀同古应芬合教这间馆。表面虽出两人合馆的名，实际上元楷进京后，已别有出路，而该管已由古应芬专教了。是年夏，古应芬又考取了留日速成法政科要东渡，致把这间古梁合馆空下来。沈孝芬租下该书院，将自己的塾馆迁了进去。当时开办学堂是件时髦事，与沈同去留东学师范的彭金铭，已早把他在旧仓巷登云里的彭镇三馆，换上一块求是学堂的招牌，所以沈孝芬也依样画葫芦，在西庵书院门前，挂上一块广育学堂的招牌，果然迁地换招牌发生效力，不到半月，学生添增半数，新旧学生已达110余人。孝芬与乃弟藻懋合力执教，应付教学，绰绰有余。两年以后，因人事变动，学生日少，学校宣布结束了。
广才学堂设在育贤坊（现禺山市前面是该坊遗址）一间塾馆，原称任子贞馆，挂上一块广才学堂的招牌，旧私塾马上变为洋学堂了。任子贞原是鹤山县一个老秀才，在广州掌教多年，既然办起学堂，丁仁长便以他有点办学的才干，罗致他到教忠学堂当监学去。民国后，还走卢乃潼的路线，跨进广府中学当监学。
启明学堂是设在新城西横街的狮子禅林里面，原是由杜清贻（名芬）历年任教的一间中蒙馆改成的。杜乃番禺县一名老秀才。这间学堂虽则也由子日馆改组而来，办理得较有生气。清贻有弟杜苹（字鹿笙）素习英文，妹婿陈诗仲兼香港中国报主笔，已加入同盟会。此数人皆年青有朝气，相助办学，且备置铜鼓喇叭，训练有铜乐队，每逢运动会开会皆出场吹奏，风头颇劲。
东明学堂原为东关方面陈柱廷和甘栗兹两间私塾合并而成。租赁海旁街堑边文昌宫一间较为广阔的学舍，挂起东明学堂的招牌。但东关是素称贫瘠之区，向来私塾每童一年的学金，很难超过10元之数。所以不论名称为学堂也好，书馆也好，而学生家长经济负担的能力，不特学费不能提高，就连续一套紫花布的操衣，也大半办不到。陈柱廷办东明学堂两年，搞得精疲力竭，后来谋得西关述善小学教席，便把东明学堂结束了。
觉蒙学堂也是开设在东关地区，由李秩初和潘桂彤两个私塾合并而成。他们租赁三拱庙为堂舍，比东明的文昌宫宽敞（后来经官方征用，在这里开办了东区模范小学堂）。但因屋租过重，难以负担，只办了一年便收档了。
半夜师范与大馆、中蒙馆、专馆
广东的私塾向分大馆、中蒙馆、专馆三类。这里只谈科举废止前后各类各类私塾变动的情况。
广州大馆林立，每馆招收生徒少者近百，多者则达三数百人。大馆学生，百分之八九十是珠江三角洲的富家子弟，寒士而入大馆者为数仅占一二成而已。大馆是培养科举人物之场所，富家子弟进大馆不勤于读书，而在结纳朋友，也交寒士。盖寒士之入大馆者，大多文墨较优，而每课成绩多有名列前茅之把握，富家子弟而要与之交游者，无非欲于应试时为其捉刀。故一方需其才，一方想荷包，因之寒士入大馆者要名少，要利多。
1901年间清廷虽有明诏兴学，但未废止科举，而那些惯出大馆放荡不羁之辈，无意投入学堂者，平时在大馆可不修功课，考试时只要雇个好枪手，便可一试成名。故学堂兴起时，而大馆依然兴旺如昔，此其故也。及后科举正式废止，中年以上的大馆生多已星散；年青之辈争考官立学堂，甚至虽属高小学堂亦愿虚减年岁，以求收容。间有家境宽裕者则东渡留学。
当时学务公所奉提学使指令，以学堂一时未能普遍设立，应先从改良私塾改造塾师人手，以期推广新教育。于是先在广州东西南北四区，分设四所师范夜学堂，凡各区教学的塾师，均须入该区师范受学半年，毕业后发给文凭和特许设塾证，始准执教，否则，即将该私塾解散。并委范公谠为四区师范学堂总长，负责制定规章课程，筹备开办。
当时大馆教席，多属进士举人，岂肯低首受训，而眼看大馆无前途，多半已先收档了。另外，专馆是在豪门富户中，延师在家专教子弟的，门口既无挂招牌，在大宅深院中，谁敢过问，故专馆等于不在取缔之列。
中蒙馆全程至多，甚至有一街而设数间者，且悬馆招，标明掌馆之人，已广为招徕。故中蒙馆教席多去师范夜学堂就读，冀能维持饭碗。
清末公私女学的概况
清末的女学，仅属萌芽时期。官办的省立女子师范学堂似在1907-1908年，即光绪丁未戊申之间设立，首任学堂监督是程瑶华，江苏人，为程维清之女，崔丙炎之妻。程维清以举人大挑知县来广东候补，派充两广师范学堂提调。崔丙炎以进士即用知县来广东候补，奉委当学务公所的科长。程瑶华的父与夫，均任学务有关之职，在清末的官场中瑶华算是学务两要员的至亲了。开办广东女师，是学务公所权责所管，故由筹备至开办，都是崔丙炎一手经办的。该学堂的地址，是在城北大石街一所太清宫道观，地面宽广，内部建筑物相当多，但其中缁衣黄冠的道徒，却不守清规戒律，城北居民，久为侧目，至街坊民众潜往督衙告密，总督札饬番禺知县督役会警前往检查，搜出赃据，遂即标封道观，逐走道徒。女子师范学堂仅将宫舍稍加修葺付用。初时招生两班，一班师范，一班高小，两班都不足40人。学务公所的清吏，还是一脑子旧礼教观念，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古有明训，原拟不聘男性教习，遂向各地尽量征聘如曹大家，谢道韫才媛之流任教。经此一番努力，倒也罗致了数位世代书香的名门闺秀，担任文史学科，但数学一门在女界中却难觅选，因之原定聘师计划不得不有所变通，认为凡有困难复杂的学科，需聘男性教习时，被聘教习的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始为合格。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而致女师数学一科久无开课，结果始由学务公所物色到孔广燊（字仲明，西学堂毕业）充任此席。但预嘱仲明在报年龄时，必须填写50岁。仲明时仅30之壮年，却要徒增20岁成为老年人，岂非怪事？程瑶华任女师监督约2年，时崔丙炎补上潮阳县的美缺，藩司挂牌饬崔赴任，程瑶华遂辞去监督职，随夫赴任去做官太太了。女师监督遗缺后由一姓文女士接任，后文走，又由张沅接任直至辛亥革命为止。
坤维女学堂是私立女学中创办最早者，成立时间仅后于女师。创办人为黄沼平夫妇。沼平名景棠，新宁县拔贡生，江西候补知府，为华侨黄福之子。开办坤维，黄沼平自任董事长，其妻马励芸任校长。沼平从海外募得侨资，建坤维校舍于荔湾多宝大街的最西端。该校初期由杜清持任监学，郑寿铜梁静青夫妇、叶王阶和陈柱廷等人担任教习。
范阳女学设在洞神坊，参加组织者为邹鲁、赵静山和许剑魂姐妹等。办学时间不长，内容不详。
洁芳女学设在广州河南，原与南武公学为孪生的两间学堂。
粤华女学在官塘街（今海珠北路）仁义巷尾，设小学班级。清末及光复初期为余岩竹掌校，后为女师首届毕业生苏开瑞接任校长，黄佩箴等为教员。旋改为市二十七小学。
官立高小和公立中学概况
清末兴学，首先开办的是大学和高专，因为开办这类学堂，是属督抚大员的责任。督抚大员位高权大，一呼百应，不办则已，要办是轻而易举的。至于兴办中学，则属于知府的责任，知府之权位原与督抚相差很远，只是为着考成所在，才勉力以赴。但在地方财政雄厚的，在办学上也可捷足先登。例如广州为全省首府，所以广府中学能首先创办。其次是惠州中学，也为外府中学的最先设立者。至于高小，原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每县至少设立一所，更是知县官考成所关。南番两附郭首邑，直到1905年乙巳才办起县立高小学校。番禺高小的领导人是詹宪慈（日本弘文师范生，癸卯举人），当时詹的职称似乎不是称校长而只称正监学。是否全省的高小都没有校长职，这一点我不清楚。
学务公所于1909年即宣统元年于省会广州开办了两间高小，以作设立高小学校的示范。第一间是西区模范高小，校址设在西关蟠龙南灵峰寺，该寺面积相当宽广，改建为校舍可容纳寄宿生近百人。伦明（字哲如）被任为校长。他原是东莞县举人，北京优级师范毕业。方言学堂监督陈介石聘伦当教务长，在方言佐理一切校务。所以伦的西区模范高小校长职，也只是兼领，实际校务由马季海代理。俟陈介石离开方言返浙，继任监督的隗文云，首先把伦明的教务长解了聘，后来方言学生发生拒隗风潮，学务公所怀疑伦有煽动学潮之嫌。伦因此连那西区模范高小的校长也站不住脚了，便向学务公所辞了职。公所即派了许之衡（番禺人，榜眼许其光之孙，也曾中过副榜）接充该职，到校即撤换了监学马季海而代以陈哲。原来西区模范高小有寄宿生近百人，监学兼舍监职务是相当繁重的，马季海助伦明原搞得有点头绪，而陈哲则不受学生欢迎，搞了半年，暗潮迭起，学生成群到学务公所讦告陈哲，词连许之衡，许见状也辞职不干了。学务公所又调高雷阳视学员周炽皋接充西区模范高小校长。周炽皋接任前，学务公所中人便嘱咐他必须撤换那监学陈哲。周炽皋遂邀我担任监学兼舍监帮。不到个把月，武昌双十起义，随后广东光复，学校瓦解。
至于东区模范高小，开办比西区迟数月，也是由学务公所委冯梁（字小舟，鹤山县秀才，留日弘文师范生）为校长。校址设在李秩初等办过觉蒙学堂的三拱庙。校舍狭窄，只能招收东关一带住户的走读生。教员是由学务公所派两广简师第一批毕业生袁焕华（东莞人）、侯世桐（清远人）、余宜校（南海人）等人充任。光复时该校也没有民军进驻，校舍校具尚能保持完好。这两间省立的模范高小的开办，比南番两首邑开办的高小迟两年。
番禺高小，校址是用禺山书院来改建的。地面广阔，建了很多课室。开办时只招生两班，教室多不动用。詹宪慈虽属这间高小的领导，但他还兼广府中学的国文教习，且晚上又要到《安雅报》搞编撰工作。所以番禺高小的筹建工作，均由其助手朱念慈总其成。番禺开办后，朱负责教务，其名义亦如监学。
南海县立高小的筹办与番禺高小同时，地址初在西湖街南海西湖书院，后迁入学宫（现学宫街旧址）。
南番两县中学的创立，都在高小创办两三年之后，这两所中学都是公立中学，校长一职皆由公众选出，任期有一定的年限，据闻任过校长的有几个人，首任的似乎是朱世畴，后来为潘桂镳、罗汝南等人。
番禺中学又名八桂中学，则因番禺学宫有八桂儒林之称而得名。
广东选送日本弘文师范学习的学生
光绪壬寅（1902）夏秋间，广东曾选送一批留日速成师范生，入的是弘文学院，以期6个月学成归国以备新办学堂的师资。这事似是总督陶模经手所办。这批留日学生人数约二三十人，兹仅将我忆及的学生姓名，列述如下：关赓麟、冯博（南海）、朱念慈（东莞）、杨玉衔（香山）、冯梁（鹤山）、胡衍鸿、陶敦勉、姚礼镛、李文榘、沈藻清、彭金铭、谢祖诒、陈懋功、范公谠、詹宪慈、周祥鸾、周起凤等13人均为番禺捕属，其中除胡衍鸿、冯博（即冯鸿慈）中过举人外，余均为诸生。归国后于1903年末科中式举人的有詹宪慈、杨玉衔和关赓麟等3人，后来关竟连中进士，当上京官，终于夤缘攀附与叶恭绰、龙建章同为交通系梁士诒手下的重要人物了。胡衍鸿与詹宪慈到日本两月，都不及待毕业先归国。胡因赴广西另有好出路，詹则因妻病云。胡后来第二度由速成法政科举选送赴日，才认识孙中山先生，改名汉民，加入同盟会成为风云人物。陶敦勉归国后即入学务处搞教育行政，旋赴桂候补，转入仕途，人称陶司马了。周起凤到广宁和阳江执教县办的师范传习所，后便再入广东省立法政学堂，毕业当法官。这批弘文师范生，只有冯博、詹宪慈、陈懋功、范公谠在广府中学当教习，彭金铭、沈藻清、李文榘在高等学堂当监学，冯梁当过东区模范高小的校长，朱念慈、谢祖诒都在番禺高小任教，后来姚礼镛、朱念慈、范公谠都入了学务公所搞教育行政工作。
（原刊《广州文史》第5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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