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广州市的油墨工业
一、广州油墨工业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广州这扇祖国南大门,给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从此舶来品源源不绝地涌入广州,无论吃的、穿的、用的,连同油墨也毫不例外。当时所有的誊写油墨、印刷油墨、新闻油墨等等,全由外国输入。广州的油墨工业是一片空白,没有一间油墨厂。在1926年前,广州的印刷业(主要是印报纸和一些书籍文件的印刷),所用油墨以墨色为多,这些黑墨多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油墨厂出品,由同文街致生纸行进口,规格是每桶400磅木桶庄。致生行为了适应小户的需要,分装成40磅庄,5磅庄,10磅庄等多种。至于彩色油墨则多由香港利达洋行输入。由于当时彩色印刷仍属较少,所以彩色油墨的销量是不多的。誊写油墨则以日本墨井誊写堂的产品为主(当时有钢笔蜡纸和毛笔蜡纸两种),谁家洋行代理,现已不清楚。直至1926年秋季陈醒吾在上海经营的灵生油墨厂,所出之骆驼牌油墨,开始由上海运到广州,由惠福路进士里中华海贸公司经销,销售品种以印书籍和报纸的黑色油墨为主。当时灵生厂用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口号来号召印刷工人用国产油墨,以抵制致生行所经销的美国进口油墨。他们通过同广州市印刷业工会的联系,取得该公会的支持,由工会通告各报馆,必须使用国产油墨,若用外国进口油墨,工人便不开工。灵生油墨厂则捐助印刷工会开办职工子弟学校的开办经费和全部设备(学校约150名学生)。并且协议,以后,每销售一桶400磅庄印报油墨,从售价中提取若干佣金作为学校的经费。
印刷工人因此也乐意采用灵生厂的产品。这样就逐步取代了致生纸行在广州推销洋墨的市场。但致生行的进口油墨,在四乡各地仍有销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广州印刷工会的人事有了变迁,灵生油墨厂的产品,在广州的销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至1931年该厂因股东内部发生纠纷,灵生油墨厂宣告停业了。它虽然在上海,广州没有分厂,但也算是广州油墨市场竞争最初的一页沧桑史。
1926年间,香港商人麦子和抱着实业救国的宏愿,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打铜街(即今光明南路)西荣巷开设一间义隆油墨厂。厂房是一间有挡栊的银铺式平房(房东冯遂川是十三行兴利银铺的老板)。义隆油墨厂的设备有两台12×24吋的英国制造的圆三辊简机,从业人员约有5-6人。其所用墨油之调颜粉乃至机油,全部靠香港进口。产品以生产红色和黄色两种油墨为主,没有生产黑墨。这是一间地地道道的无烟加工厂。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把颜料粉加上调墨油混合起来,经过轧墨机研磨轧幼便成产品。它的组织形式,纯属家庭式的小工厂。全部生产工序都由家人或亲属操作,完全谢绝外人参观访问,生产时停时开,产销无定额,若从设备和资金等方面来说,是间规模很小的工厂,但从广州油墨工业的起源的意义来说。它算是广州市这块油墨工业空白土地上播下了第一颗种子,并且经过萌芽而逐步生长繁殖起来。
二、解放前油墨工业在风雨飘摇之中
到了二三十年代,在世界文明的影响下,广州市的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有了发展,印刷工业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珠江石印厂、环球报、越华报、国华报等先后在广州兴办。由于印刷工业的兴起,对油墨的需求量显著增多,油墨工业也应运而生。其中冯境吾先生创设一间大中华油墨厂。伍泽民原是美国三藩市华侨,他在美国三藩市号召台山县籍的爱国同胞200多人,集资在广州市彩虹桥毗连的荔湾路创建一间通用漆油油墨厂。1934年间,侨居美国纽约市的商人黄民初满怀着热爱祖国的感情,决心振兴祖国实业,从美国回归独资在广州市大德路开设一间南中国油墨厂。1944年间,麦炽昌也秉承父业(父亲麦子和在广州市曾首创义隆油墨厂)。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工商业者,在广州市宝华路创建一间丽都油墨厂。从此,广州市的油墨工业开始兴起,填补了广州市油墨工业的空白,使完全依靠外国进口洋油墨的印刷厂、报社也使用国产油墨。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金钱外溢,争回国家体面,但可惜各油墨厂的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不足,在垄断资本的排挤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情况,好比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拼命挣扎也难生存。现在仅将当时这几家油墨厂的生产设备,资本数量,职工人数经营情况分述于下。
大中华油墨厂,厂址在广州市逢源正街,创办人冯境吾,资金不多(具体数不详),生产各色油墨、牌子钟唛,主要供应珠江印刷厂。另靠几个经纪人代销,是一间以销定产的小工厂。实际销量每月约在几千磅左右。只雇佣了3个工人,它的设备有进口轧墨机两台。一台12×24吋辊简机、一台6×20吋的辊筒轧墨机,约是15匹马力左右。其原料全部靠美商利达洋行林安德进口。它的生产过程,只是把调墨油和颜料粉等混合,经过轧墨机轧幼、调色、包装便成产品,是一间地地道道的进口原料加工厂。
通用漆油油墨厂,在广州市彩虹桥南边荔湾路,是旅美华侨投资股份组织,资金较大,约有5万至6万美元,自建厂房自建炼油厂车间煮炼调墨油,但其他如颜料粉等,还是90%依靠进口。创办人伍泽民,后期给伍时濯当经理,厂内固定工人10个。每月生产油墨几千磅(漆油另外),销售对象是本市的印刷厂,也是一间以销代产的工厂。
南中国油墨厂,经理是侨商黄民初,厂址初在大德路。后迁光明路,是一间独资工厂。资金约是2万美元,是一间小厂。厂里只找几个亲属帮忙看机轧墨,另有工作人员3人。设备很简单,只有两部国产的12×24吋和12×36吋的三圆辊筒轧墨机。厂房仅有制墨车间和办公室,单纯生产黑色油墨。所用的颜料及原料初期也靠进口,后期则自己炼制调墨油。产量每月约5,000磅。大部分供应印报印书之用。
民生油墨厂,创于1937年,厂址在广州市大新西路390号,厂负责人李锦培,资金约日币(军用票)3万元,独资经营,只有进口的10×30吋三圆辊筒机一台,职工9人。除生产印刷油墨外,还兼营洋纸。文具,销售对象主要是市各印刷厂。但也有销至鹤山县、梧州市、韶关市等地。产量每天约400至500磅,每磅约值2元,一年盈利约有1万元左右。当时与日本三星牌,富士山牌及上海僧帽牌,花塔牌油墨争夺市场。由于产品质量较低,常处劣势,因所用之原料最初是自制的,红色墨是用花红粉染炭加粉,调墨油则用松香与矿物油、植物油加热混合而成。后期才改用日本颜料与桐油菜油煮炼而成。黑油墨方面,初期用糠油、沥青、松香煮炼作油料,加热混合后,配土乌烟而成黑油墨。其后则改用进口乌烟研制,所以质量有所改进。这是广州市被日军占领时该厂的生产情况,胜利后,即改名为纶兴油墨厂。负责人和厂址仍旧不变。广州解放后,负责人改为何惠兴。
丽都油墨厂,1944年开业,经理人麦炽昌。这是一间合资股份经营的小厂。厂址在宝华路,有三台三圆辊筒机,一台4×12吋,一台6×24吋,一是6×16吋,资金约数千元港币。职工五六人。该厂虽小但能自己制造铬黄粉,因此以生产黄色和白色油墨为主,月产几千磅。后因业务不振,销路打不开,资金不继,1948年歇业。
更生油墨厂,1940年开业时日军侵占广州,厂址迫得设在广西桂林市。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厂房设在七星岩旁的建干路,资金600元大洋,合资组织,经理陈醒吾(兼职),副经理陈伯莲(女),职工五至六人,有30吋平面磨一台,因无电可用,故用黄牛拖动。1942年平面磨增至二台,改用烧木炭的汽车头发动机,并且自设烧松烟厂,自制调墨油,职工增至12人左右。主要产品是誊写油墨、新闻墨、邮戳墨三种,每月产数千磅,销湘桂地区为主,邮戳油墨则供应整个自由区。在这个时期的经营尚有微利。至1944年9月日军侵占桂林、全厂被毁,损失殆尽,1945年日军投降,翌年秋,更生厂在广州复业,改组合资,金额为5000元大洋,负责人仍旧不变职工约12人,厂址设在越秀区马鞍街57号。主要有平面磨二台。产誊写油墨。因当时市面留存日本誊写油墨甚多,更生厂的产品因而滞销,到1947年夏,亏本过半,股东无意经营,全部退股,改由陈醒吾独资经营。不久日本留存之誊写油墨逐渐销尽,乃有起色。遂将制墨平面磨增为四台,职工增为16人。在国家管理外汇限制进口物资时期,更生厂被批准进口颜料粉及包装用的马口铁等,产品成本大为降低,销量也相应增加。1948年以后,略有盈利。这是更生厂的一段惨淡经营史。
综上所述,广州市各厂所生产之油墨因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资金短少,经营管理不完善,原料多靠进口,要与美、德、日、荷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厂竞争,当然处于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抗衡的,当时涌入广州市场的有美国之利达洋行,德国之保庇,日本之三菱,亨达莱洋行代理之各国油墨,因此广州市各油墨厂在解放前的处境,完全是在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
三、解放后油墨工业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的海关由人民掌握,洋货不任自由输入。陈醒吾鉴于外国油墨进口每年损失外汇不少(根据1929年上海海关油墨进口数字每年就达200万元之巨),考虑到我国油墨的生产能力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要,因此在1950年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提出建议《禁止外国油墨进口》的提案,会后会议办公处答复,该提案经报告中央,原则同意禁止外国油墨进口,如因特殊需要进口,须经批准。通过国家政策保护,国产油墨销量也提高。广州市各家印刷厂纷纷采用国产油墨。加上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广州印刷工业兴旺。需要的油墨数量比前大大增加。在这大好形势下,广州油墨工业这株将要枯死的幼苗,便迅速复苏,同时人民政府对油墨厂遇到困难时又采取贷款和包销的措施,更促进了生产的向前发展。因此油墨厂从四家(大中华、纶兴厂、更生厂、南中国厂)发展成为13家。其中新开业的9家,就是:人民厂、民丰厂、永丰厂、华丰厂、新泰厂、锦记厂、万国厂、广丰厂、潘恩厂。
四、全行业公私合营
解放初期的13间厂,大家都向市内的印刷厂推销产品,这些产品不是不愁嫁的“皇帝女”,而是要“拉郎配”的姑娘。在竞争中,一定要提高产品质量,才有出路。特别是小厂与大厂之间的竞争。大厂资金多,设备好,又能进口颜料、成本低,产品又平又靓,而小厂则资金少,设备简陋,又不能进口颜料。市内采购比进口货贵而质差。因此小厂难与大厂抗衡。后来六家小厂(新泰厂、南中国厂、大中华厂、民丰厂、永丰厂、华丰厂)联合起来,合资申请进口金红粉,提高产品质量,得以保存下来。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号召工商业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参加油墨行业合营的工厂共12间。加上一家先达纸合厂,各厂派出代表一人,工会数人组成油墨行业合营委员会,公方代表邵阳担任委员会主任。12家私营油墨厂,分别组成两间公私合营油墨厂,即更生厂、民丰厂、纶兴厂、新泰厂、锦记厂、潘恩厂6家组成为公私合营更生油墨厂;因先达纸盒厂的纸盒,一向是供应更生厂装誊写油墨的,所以亦并入更生厂内。厂址设在西华路彩虹晒地6号,职工约150人,合营后党支部书记是王炳华、公方厂长邵阳,私方厂长是麦墨昌、伍国基等。另一间是广丰厂、万国厂、南中国厂、大中华厂、永丰厂、华丰厂、六家厂组成为公私合营广丰油墨厂,厂址设在光复中路,公方厂长苏志,私方厂长黄民初。职工约80人。当时地方国营人民油墨厂,没有参加公私合营。自从公私合营后,油墨厂的建设与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
(原文刊《广州文史资料》第23辑)

文献资料来源:2008年12月   摘自《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三卷.上

作者: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索取号:K296.5/144/3-1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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