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楼被作为正式的名称，最早出现在1912年国民政府为治理广州市所颁布的《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中的第十四、十五条款中，当时被称作“有脚骑楼”。在1920年《修正取缔建筑章程》中，将“有脚骑楼”简化为“骑楼”。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外国建筑的形式伴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传入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广州的部分街道，如长堤大马路（1886——1920年）、人民南路（1919年）、中山五路（1919年）、一德路（1920年）已出现了钢筋混凝土骑楼。民国二年（1913年）订立《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其中有三条是关于骑楼的规定。[1]这一时期建设的骑楼有东沙马路、南关二马路、西堤二马路、联兴街、靖远街、厂东街等。民国七年（1918年），广州设立市政公所，“拆城墙、扩马路”，对市容进行大规模改造，开通了越秀北、人民路、盘福路、文明路、大德路等至今仍服务民生的主干道。当时为了充分运用马路空间，同时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炎热高温的气候特征，便在马路两旁搭建起两三层的砖木混合结构的骑楼式楼房。颇具现代化的南方大厦、新大新公司等，也采用了这种骑楼式的建筑结构，骑楼建筑一时风靡全城，形成了广州街景的主格调。
从1918——1920年，历时三年，广州拆除了古老的城墙、城楼、城基，开辟了城区内主要干道，扩展城区范围。民国九年（1920年）、修订《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条文由原37条增至54条，名为《临时取缔建筑章程》。可惜这一章程的法则条文已散失，对骑楼的具体规范至今不明。
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业主骑楼往往不是很热衷，或经济上无法负担骑楼兴建费用，必须用一些政策手段以推动骑楼建设，促进市容的统一发展。因此，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一月四日市政厅财政局制定《催领骑楼地办法》，用以推进广州骑楼的迅速发展。当时骑楼大多数集中在东山区及越秀区，海珠区也有少量骑楼街。
自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六年（1930--1937年），修建的骑楼街道有很多，如海珠路、大新路、恩宁路等，直到今天，广州骑楼的年龄，还没到100岁，只要精心保护，它们的结构寿命还不会完结，它们的历史文化寿命将更长。
骑楼的成因何在？吴庆洲教授归纳了五个原因[2]。
（1）制度的影响。
封建帝制的完结、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为建设骑楼提供了可能性。民国初期拆城建路、扩宽街道，使建设骑楼式商业街有了用武之地。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著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曾提出南方大港计划，拟将广州建设成为世界大港及花园城市。计划以广州为中心，进行一系列交通配套整治建设，将西南地区所有重要城市和矿产地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南方大港的经济腹地，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尽管该计划未能顺利实施，但对广州经济及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
（2）气候因素
广州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能遮风雨、避骄阳的骑楼，适合广州的气候特点，自然受到市民的欢迎。骑楼创造了良好的步行购物环境，促进了广州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广州繁华的商业又促使骑楼商业街进一步发展，终于使骑楼成为广州一大特色。
（3）人才作用
当时广州聘用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人员，执掌市政建设等部门，以相当的科技水平指导骑楼商业街的建设。孙中山先生提出：“我们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借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广州市按照孙中山先生这一思想，启用了大量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委以重任。如市长孙科，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专研市政；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公用局局长黄桓，留学法国及比利时，专研电器工程。此外，财政局，公安局、教育局局长皆为留学归国专业人才，各局的科长、科员亦有许多为归国留学生。
（4）规划导向。
合理的法规及其导向，是推动骑楼商业街发展的有力保障。广州市政厅工务局制定法规，强制私有地留设骑楼，以提供公共人行道。法规中有若干规定，对骑楼的建设进行管理，并配套实施了《催领骑楼地办法》，以确保骑楼的兴建完成。这些高素质的人掌管广州市政建设部门，有可能制定适当的政策、法令，推动城市建设。骑楼商业街就是最好的例子。
（5）华侨投资。
华侨大量投资房地产业，推动了骑楼发展。华侨一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推翻帝制，华侨总是不遗余力地捐钱、捐物，并舍身投入战斗。民国时期，华侨更是积极响应，报效祖国。广州乃华侨最早回国投资兴办企业之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广州市政府对华侨也采取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侨投资广州，其中3/4资金投在房地产，因此骑楼商业街的建设发展很快。
抗日战争打乱了中国的发展，城市建设长时间出现停滞。如果按照事物的固有规律发展，骑楼建筑必定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稍加观察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之后，广州骑楼还断断续续有一些建树，不乏优秀个案。对这部分骑楼建筑的研究还没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原生骑楼得到考验，次生骑楼获得改良，新生骑楼得到提高。
广州20世纪60年代的骑楼建筑，单调的样式乃单调思想禁锢的结果。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骑楼还没有得到部分人（含部分建筑师人员）的认可、保护、改进和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是骑楼多灾多难的时代，被拆毁的骑楼多，受保护的骑楼少。一波一波的旧城改造、一波一波的旧城开发，使分布全城的骑楼商业街损失了一半。
注释：
[1]黄翔，广州旧城区商业街步行空间的改造。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
[2]吴庆洲，广州建筑，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外国建筑的形式伴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传入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广州的部分街道，如长堤大马路（1886——1920年）、人民南路（1919年）、中山五路（1919年）、一德路（1920年）已出现了钢筋混凝土骑楼。民国二年（1913年）订立《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其中有三条是关于骑楼的规定。[1]这一时期建设的骑楼有东沙马路、南关二马路、西堤二马路、联兴街、靖远街、厂东街等。民国七年（1918年），广州设立市政公所，“拆城墙、扩马路”，对市容进行大规模改造，开通了越秀北、人民路、盘福路、文明路、大德路等至今仍服务民生的主干道。当时为了充分运用马路空间，同时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炎热高温的气候特征，便在马路两旁搭建起两三层的砖木混合结构的骑楼式楼房。颇具现代化的南方大厦、新大新公司等，也采用了这种骑楼式的建筑结构，骑楼建筑一时风靡全城，形成了广州街景的主格调。
从1918——1920年，历时三年，广州拆除了古老的城墙、城楼、城基，开辟了城区内主要干道，扩展城区范围。民国九年（1920年）、修订《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条文由原37条增至54条，名为《临时取缔建筑章程》。可惜这一章程的法则条文已散失，对骑楼的具体规范至今不明。
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业主骑楼往往不是很热衷，或经济上无法负担骑楼兴建费用，必须用一些政策手段以推动骑楼建设，促进市容的统一发展。因此，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一月四日市政厅财政局制定《催领骑楼地办法》，用以推进广州骑楼的迅速发展。当时骑楼大多数集中在东山区及越秀区，海珠区也有少量骑楼街。
自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六年（1930--1937年），修建的骑楼街道有很多，如海珠路、大新路、恩宁路等，直到今天，广州骑楼的年龄，还没到100岁，只要精心保护，它们的结构寿命还不会完结，它们的历史文化寿命将更长。
骑楼的成因何在？吴庆洲教授归纳了五个原因[2]。
（1）制度的影响。
封建帝制的完结、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为建设骑楼提供了可能性。民国初期拆城建路、扩宽街道，使建设骑楼式商业街有了用武之地。孙中山先生在1921年著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曾提出南方大港计划，拟将广州建设成为世界大港及花园城市。计划以广州为中心，进行一系列交通配套整治建设，将西南地区所有重要城市和矿产地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南方大港的经济腹地，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尽管该计划未能顺利实施，但对广州经济及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
（2）气候因素
广州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能遮风雨、避骄阳的骑楼，适合广州的气候特点，自然受到市民的欢迎。骑楼创造了良好的步行购物环境，促进了广州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广州繁华的商业又促使骑楼商业街进一步发展，终于使骑楼成为广州一大特色。
（3）人才作用
当时广州聘用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人员，执掌市政建设等部门，以相当的科技水平指导骑楼商业街的建设。孙中山先生提出：“我们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借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广州市按照孙中山先生这一思想，启用了大量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委以重任。如市长孙科，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专研市政；工务局局长程天固，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公用局局长黄桓，留学法国及比利时，专研电器工程。此外，财政局，公安局、教育局局长皆为留学归国专业人才，各局的科长、科员亦有许多为归国留学生。
（4）规划导向。
合理的法规及其导向，是推动骑楼商业街发展的有力保障。广州市政厅工务局制定法规，强制私有地留设骑楼，以提供公共人行道。法规中有若干规定，对骑楼的建设进行管理，并配套实施了《催领骑楼地办法》，以确保骑楼的兴建完成。这些高素质的人掌管广州市政建设部门，有可能制定适当的政策、法令，推动城市建设。骑楼商业街就是最好的例子。
（5）华侨投资。
华侨大量投资房地产业，推动了骑楼发展。华侨一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推翻帝制，华侨总是不遗余力地捐钱、捐物，并舍身投入战斗。民国时期，华侨更是积极响应，报效祖国。广州乃华侨最早回国投资兴办企业之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广州市政府对华侨也采取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华侨投资广州，其中3/4资金投在房地产，因此骑楼商业街的建设发展很快。
抗日战争打乱了中国的发展，城市建设长时间出现停滞。如果按照事物的固有规律发展，骑楼建筑必定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稍加观察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之后，广州骑楼还断断续续有一些建树，不乏优秀个案。对这部分骑楼建筑的研究还没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原生骑楼得到考验，次生骑楼获得改良，新生骑楼得到提高。
广州20世纪60年代的骑楼建筑，单调的样式乃单调思想禁锢的结果。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骑楼还没有得到部分人（含部分建筑师人员）的认可、保护、改进和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是骑楼多灾多难的时代，被拆毁的骑楼多，受保护的骑楼少。一波一波的旧城改造、一波一波的旧城开发，使分布全城的骑楼商业街损失了一半。
注释：
[1]黄翔，广州旧城区商业街步行空间的改造。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
[2]吴庆洲，广州建筑，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
文献资料来源：2012年3月 摘自《西关大屋与骑楼》
作者：杨宏烈,胡文中,潘广庆著
索取号：TU241.5/18
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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