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我国历史上大宗出口的商品，十九世纪末期以前，“华茶”曾长期独占世界市场。中国茶叶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直到明朝末年才陆续见之文献。
1760-1764年东印度公司自广州输出之茶叶每年平均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91.9%；1820—1824年茶叶平均仍占89.6%；1830—1833年平均又增至93.9%。这期间广州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几乎所有的茶叶都经广州出口。
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的主要是十三行的富商巨贾，垄断了全部茶叶的出口贸易。有些行商还在福建武夷等产地拥有茶山，自行经营采制出口。有的行商因经营茶叶生意而成为富商，如伍秉鉴，是伍的第五个儿子，后来又成为经营茶叶的最大行商。1834年，他拥有的财产估计达2600万美元。丽泉行行商潘长耀，于1794年起经营茶业，至1796年仍居洋行商人之末，嘉庆十四年（1809年）便跃居第五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逼开放“五口通商”，西方商品经济势力纷纷侵入中国，抢购茶业。茶叶长期限销的局面被突破了，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出口贸易迅速扩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华茶每年出口量约45万担；门户洞开后，1843年即达64万担，1851年增至90万担，加倍于战前。
在华茶出口贸易中，广州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一直还是主要口岸。1845年，广州出口的茶叶为693033担，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总数的95.3%，1850年仍占60%以上，是年上海出口量只占35.8%。内地各茶区，如两湖、江西、福建和安徽等地的茶叶，都运来广州出口。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鸦片战争后，“江西茶，也许是湖南、湖北茶，肯定是在一个时期中继续经过折岭关和梅岭关而寻向旧有的广州市场“。
这时期，在广州附近地区兴起了为出口而进行的茶叶加工业，将内地收购来的各种毛茶进行加工精制。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对外贸易特权虽然取消，但那些公行制度所培育的行商，仍然凭借着雄厚资本，继续开办茶行，为外国商人经营绿茶等大宗生意。《广东十三行考》载：“十三行自南京条约后，改称茶行，继续茶丝生理“。张殿铨经营的隆记茶行便是其中之一。张氏系番禺人，鸦片战争后，他在十三行街经营隆记茶行，仅行中佐理者即有百余人。由于经营有方，又将安徽绿茶经特殊精制加工，转售洋商，因而“富至百万”。大多数茶商，乃系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广州茶叶贸易扩大而出现的新式商人。有的茶行规模庞大。有一名外国人曾采访设在广州河南的大型手工制茶工场，并留下详细记述。他说，在广州茶叶制造很普遍，郊外很多地方都有，而最多的均在珠江对岸之河南，都是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于拣茶和分类工作。”
由于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还吸引了许多外省、特别是茶区的商人前来广州贩茶。如徽州茶商，仅婺源一县就有不少人在广州卖茶。清末著名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其曾祖原籍婺源，便是因经营茶叶而来到广州落籍，随后迁至南海的。
茶叶外销的增长，也刺激了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广东产茶不多，为了就近提供出口货源，结果在广州周围地区形成了一些商业性的茶区。如珠江南岸的河南，共有三十三村种茶，南海西樵山以及英德、新会、高明、鹤山和清远等县，也都大力发展茶业，提供外销。
“五口通商”后，随着门户洞开，广州已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茶叶出口垄断地位。内地茶叶运到广州，行程迢远，费时误工殊多。而广州附近的零星小茶区又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着的出口需要。于是，从1852年起，广茶出口盛况渐趋衰落，1851年经广州出口的茶叶仍占中国出口茶叶总额数的53.3%，上海已增至46.5%；1852年广州即下降到38.2%，上海升至61.8%；1860年广州只占23%。广州的地位终于被邻近茶区的上海、汉口和福州所取代，从而结束了自康熙以来的广茶出口垄断地位了。
此后，广州茶商也改变经营方式，将其势力伸入华中和华东各主要茶区，改制红茶，提高品质，开发对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茶商对我国茶叶此后继续发展的贡献，其作用仍应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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