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民初广州伊斯兰教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现实的特点
作者简介:哈桑•张建君,回族,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濠畔清真寺阿訇
摘要:在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国航海史中,广州伊斯兰教有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时局不稳、时代交替、新旧交锋的时期,广州伊斯兰教的阿訇、社会贤达齐心办刊,办公益,为后人留下光辉的一页,以史为鉴,为广州伊斯兰教的今天努力奋斗。
关键词:广州伊斯兰教 清末民初 期刊人物 相适应
广州伊斯兰教的今天不是我们研究和分析得来的,它是客观社会适应、主观穆斯林群体团结努力而来的。新旧相比,使我们更加感到责任重大,要“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
一、清末民初广州伊斯兰教情况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来,广州的伊斯兰教就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关注点,广州穆斯林的群体社会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国各地。无论中外穆斯林学者还是非穆斯林学者,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必须考察广州的怀圣寺和先贤古墓,研究中外海上贸易的学者也必须考擦广州怀圣寺的光塔。广州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更是开学风先河。现列举部分学者和书刊,就能说明广州伊斯兰教在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影响和地位。
人物:
哈吉•马哈茂德,乾隆十四年(1749年),土耳其人,来粤瞻仰先贤古墓,并留居达尔哈(即濠畔)清真寺传道二年。[1]
尔卜道拉喜,光绪十二年(1887年),阿拉伯人,传教士,奉命来华传道,由西域航海到粤,先后在本寺讲学传道,直至在粤归真。[2]
马瑞图(1896-1945)中国现代伊斯兰教学者、阿訇。名玉龙,字行,经名奥斯曼。回族。自幼随父在大营、沙甸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并自学汉文。1918年起,任鸡街清真寺教长,后与其父均被聘任昆明振学社高等经书并学校教员。1927年,先后任濠畔寺和南胜寺教长,遂寓居广州。[3]
法明德阿訇,清末民初,甘肃,法明德阿訇被聘来濠畔寺任教,在任教期间,创办了回文大学,并兼任该校首任校长。[4]
伊斯兰教为什么能成为国际性宗教?为什么能成为56个国家的国教?就因为它的包容性特别强,并且公正,这决定了穆斯林宽阔的胸怀。怀圣寺和濠畔寺都曾经有外国穆斯林任伊玛目的历史。无论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还是中国云南和西北的阿訇,只要你传的是伊斯兰教即可。可见清末民初的广州伊斯兰教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广州杨竹坪阿訇从西北等地学成归来后,在濠畔寺任教长,之后又赴南京、上海、镇江等地任教长,并著有《至圣品注》等中、阿文经书。清末民初,广州伊斯兰教有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学风和寺风。
张鸿韬阿訇就是中国著名阿訇张子文(俗称德国张,会四门外语)的得意门生。各地阿訇都在用“小二锦”时期,广州的阿訇已是“经书两开”的阿林了。
书刊类
《天方学理》中国伊斯兰教宣教月刊。1928年10月创刊。由广州濠畔街回教礼拜堂天方学理月刊社主办。主编马瑞图。下设干事会。现存第74期系1936年3月出版。第9期刊有马联元《编述“大杂学”序》第6卷9-10期合刊登有摘星的《怀圣寺大殿开拆记》等重要文献。该刊是中国南部地区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伊斯兰刊物之一,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华南地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社会活动。[5]
《天方典礼》中国伊斯兰教教义著作,清代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刘智著。此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杨斐箓兄弟在山阳刻版印行,曾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后有成都刊本、广州刊本等多种版本流行。中国一些伊斯兰教学校曾作为选读教材,并广泛流传。[6]
《西来宗谱》中国伊斯兰教先贤传教的史话类读物。又名《天方先贤事略》。作者马启荣,云南新兴人,在广州怀圣寺任开学阿訇时,根据历代传说编撰成此书,全书4000字。[7]
《正教真铨》是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濠畔清真寺以“广州清真寺”名义重刊明末时王岱舆阿訇的《正教真铨》木刻版。民国时期回族名将马福祥刊印本、中华书局刊印本等,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刊印的,由余振贵点校的《正教真铨》《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含刊本,都市采用《正教真铨》广州版本。[8]
《回教认一论》已出版,濠畔寺教长马瑞图阿訇所译著《回教认一论》内容丰富,行文畅丽,为马氏生平杰作,现已有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乃研究回教不可少之真籍,预约函购者,如电片飞来,闻马氏处亦有寄售。[9]
综上所诉,这只是清末民初的期刊和书籍的一部分,刊物还有《晨光周刊》、《广州回教青年会周刊》、《穆民》、《塔光》、《回声》、《广州回协》《怀圣》(执笔者主要有郑师许、陈克礼、岑家梧、熊振宗、马肇选、马景廉等),《怀圣》报还与广州市政府电台广播形成良性互动,每周邀请精通教义的知名人士在电台做专题讲座。通过期刊的发行和宣传,可谓清末民初伊斯兰教在广州是如何的活跃。每个寺都有自己的刊物,这说明当时各寺的经济实力和穆斯林的热情。就“桂花岗毁坟灭骨案”全国就有二十几家来函声援,白崇禧复函,可见广州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声望。
慈善社团:
以思呢老人会:中国近代广州穆斯林的丧济互助社团,在康熙五十一年由沙柱臣、杨畹孟、杨宇昌等回族穆斯林老人发起创建,会址设在广州怀圣寺。该会在持续了约半个世纪后,因其负责人星散而终止活动。[10]
孀妇房:有傅云峰公生前创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集资重修,改称十恤妇房,主要收容孤儿寡母,使其得获栖身生存之所。民国时期,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成立,将其扩充兼男性孤寡老人遂改称安老所。1950年后,将“安老所”迁进濠畔寺,改名为“广州回族老人所”1958年迁出。[11]
崇善会:1929年8月25日由陈秀芝阿訇在濠畔寺任职期间成立的民间组织。[12]
孤儿院: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州难民返程有政府救济组织与濠畔寺共同设立的收容组织,收容了回族孤儿20多名,后与南胜寺的哈里发班合并,改名慈幼院,实行半工半读,回民学童达50多人。[13]
江南大地有着祠堂文化渊源历史的地区,以祠堂凝聚家族兴旺。在这环境生存的穆斯林就要以清真寺为中心,那么清真寺怎么把穆斯林大众凝聚起来,凝心聚力,聚人聚财?那就是恢复伊斯兰教入世本来面目,服务大众,各寺开的经堂教育、小学各种为民服务彰显出来的,孤儿院、崇善会等为伊斯兰教的巩固、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以史为鉴,学习古人,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样适应?是巩固还是破坏;是发展还是倒退,这都是我们爱国爱教的大问题,先哲们给了我们榜样和典范。
二、广州伊斯兰教现实特点
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的意识,主观的意识要服务于客观条件。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中国社会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会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我们走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勃勃生机,寺门“牛鬼蛇神”转身成了国家主人。宗教工作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广州伊斯兰教在祖国大气候的影响下,出现了生机。“老人之家”、“经文班”、“妇女组”等各项宗教、民族活动频繁,前期活动主要以本地为主,外来工处于观望、边缘化阶段。
随着“南巡讲话”的春天,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突飞猛进。外来工大批大批涌进,很多穆斯林青年随风南下,特别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国家生态环保的实施,很多穆斯林怀揣梦想走出家园,很多西北穆斯林首选的是广州、上海、深圳、珠海等。
自从2000年以后,广州伊斯兰教的人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花少叶多”繁荣趋势,本地的穆斯林少,外来的穆斯林多的社会现象。以主麻日为例:怀圣寺、先贤寺、濠畔寺、小东营清真寺四间礼拜寺主麻人数比例,其中外国穆斯林占40%、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占55%,本地穆斯林不足5%的比例。
穆斯林群体社区逐渐形成小北的经贸社区、瑶台河南为主体的皮行社区、陈田村的翻译社区、同德围的围洲社区、各区县的拉面社区、虫草社区。很多远离清真寺的穆斯林群体,出现了“以店带点”的礼拜现象,广州外来穆斯林群体也呈现了全国回族穆斯林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广州外来穆斯林群体还有一部分“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是精英群体、民营企业家、学校老师、教授、机关公务员等。
广州穆斯林群众还有一部分“新鲜血液”,各种原因入教的新穆斯林,他们形成一个群体,经常举行聚会、学习、郊游等活动。
广州穆斯林群体当中,外籍穆斯林占了很大比重,民间组织有:阿拉伯商会、伊朗商会、非洲穆斯林商会等,他们主要经营中阿贸易,中伊贸易,中非贸易等,他们非常关心广州伊斯兰教事业,平时给清真寺捐钱捐物,特别是先贤寺礼拜大殿的建设,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是中阿友谊,中外穆斯林团结、勤奋的结果。
广州清真寺礼拜人数有以下特点:
1、以中青年居多,不像北方老人占主导地位;
2、文化层次高,各类院校都有;
3、出国留学、开学阿訇居多;
4、阿语学校的青年人居多。
这样一个客观群体,对广州阿訇是一个挑战,谁都明白如何解好经,如何让大家满意。全国各地的门宦不同,风俗不同,语言不同,怎样把大家的才智、力聚引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工作中来,积极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投入到建设新型城市的工作上来,广州阿訇们尽智努力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权利下放,斋月开斋餐由各寺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用穆斯林的力量办穆斯林的事,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穆斯林满意度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也适应广东的大气候,转型升级,自主创新的社会环境,也是广州伊斯兰教协会用穆斯林群中的智慧力量办穆斯林的事创新举措,有待研究巩固发展。
诸葛亮曰:“一个将军只会用兵,那不是好将军,要学会用天时、地利、人和才是好将军”。广州穆斯林的工作是如何的转型升级、自主创新,把广大穆斯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为国为教尽力。
三、结语
客观社会的发展,不是我们主观意识能左右的,我们只有顺其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以史为鉴,传承广州伊斯兰教优良传统文化,扎实做好工作,领导广大穆斯林群众为广州的新型城市建设尽心尽力,使我们这一代穆斯林为国家、为民族、为伊斯兰教努力奋斗,成为幸福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杨棠:广州濠畔清真寺大事记1998
[2]杨棠:广州濠畔清真寺大事记1998
[3]《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4]杨棠:广州濠畔清真寺大事记1998
[5]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6]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7]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8]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9]《塔光》第4期1937年8月20日,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7
[10]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11]《广州回协》1948年1月
[12]马瑞图阿訇《天方学理月刊》第三期1928年12月
[13]周善之阿訇《广州回协》1948年1月

文献资料来源:2012年9月   摘自《第四届广州伊斯兰文化论坛论文集》

作者:张建君撰写;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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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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