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十三郎”作客粤剧学者沙龙,畅谈一个人和一部戏
上周,香港经典舞台剧《南海十三郎》首次在广州公演,让对原汁原味的粤语话剧久违了的广州观众受到极大震撼。老广反应强烈,有人一看再看,有人为失之交臂而抱憾。
《南海十三郎》落幕,而岭南奇人南海十三郎掀起的文化热潮仍在绽放。
8月8日下午,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主办的“粤剧学者沙龙”举办了一期名为《<南海十三郎>在粤语文学中的地位》的文化沙龙,岭南文化学者罗韬和金马奖影帝谢君豪作客粤剧学者沙龙,畅谈南海十三郎,从一部巅峰的作品,探寻一个“疯癫”的世界。
谢君豪:十三郎悲凉的晚景是一场修行,学习放下一切
谢君豪饰演南海十三郎,有23年。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遇到一个如此丰厚的角色,在角色自身的成长中,安放自己不同年龄的人生观。
谢君豪幽默地说:“我从一个后生仔,做到现在变成一个好成熟的后生仔。杜国威先生写的这个剧本非常好,每次演都有新的体会。有这种感觉的剧本并不多。”前来参加沙龙的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画龙点睛地补充道:“文学人物本身是有成长空间的,文学的弹性与魅力正在此。”
谢君豪对于南海十三郎这一文学人物的理解,非常细腻而有层次。他详细地阐述了人物的成长与演员自我成长的重合带来的灵魂共振。
谢君豪说:“我30岁的时候做这个角色,和我50岁的时候做,是不同的,我怎样看世界,也不同的。我30岁时血气方刚,投入角色以后,很替南海十三郎打抱不平,注重表现他的怀才不遇与恃才傲物。而我现在却不一样了,我渐渐理解到,南海十三郎的一生就是人生修行的过程。他在一点一点地学会放下执着。他最风光的时候,就是他最执着的时候,也是他背负了最多包袱的时候。当他被世界遗忘,反而有了空间学习‘放下’,一件一件地放下。上半场遇到的人和事,下半场基本上都重遇,两道轮回,物是人非。十三郎晚年到宝莲寺做导游,这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其实是很悲凉的,他是在修行,学习放下最放不下的东西。在我的理解中,对于南海十三郎来说,最放不下的不是爱情,不是财富,甚至不是亲情,也不是戏剧,而是他内心的傲慢。当他重遇失明的老家人,得知父亲十几年前就已受苦离世,才真正顿悟到万物的生生灭灭。此时他不需要呆在宝莲寺了,去哪里都行,正是那句‘上山容易,下山何难’,出出入入,来去自由。到死的时候,他全部放下了。眼镜也扔了,雪山白凤凰放下了。我以前处理这个结尾,会表现得悲惨一些,挣扎一些,在满腔不忿中死去。现在的处理就平和很多。慢慢躺下,并不挣扎,灵魂安去。”
谢君豪在表演中追逐生命流动的轨迹,拨开人间的聚散,凝视命运的无常。
罗韬:《南海十三郎》对粤语文学,就像《海上花》之于吴语文学
沙龙主讲嘉宾、岭南文化学者、羊城晚报编委罗韬先生坦言,舞台剧《南海十三郎》让他几番落泪。
罗韬说:“这个戏和我们这个城市、这一代人,有特殊的温情。所讲故事的年份很值得注意。讲历史故事,和葡萄酒一样,有 ‘最靓’的年份。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当于我爷爷还能见到舞台上这些人物,而我没办法见到了。距今相隔七八十年的故事,历史不是很久远,又不是很近,有点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觉。元稹写这首诗的时候,唐玄宗死了五十多年,离安史之乱有六七十年,这种时间最适合讲故事。所谓‘去事近则见闻必真,去事远则议论必公’,距今六七十年这个时间段,正好是见闻真和议论公的接合点,此为‘见闻尚真而议论渐公’。倘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恐怕很难演这样一个戏,对一个旧作家、旧家庭有如此的同情。只有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太史公才有相对的同情。历史分‘所见世’和‘所闻世’。《南海十三郎》这个故事讲述的,正是一种‘所闻世’的温情。有着特殊的魅力,令人一听锣鼓就想流眼泪。”
除了历史的余温所带来的亲切感,罗韬还指出,《南海十三郎》的光芒在于成功塑造了一个丰满的文学人物。
罗韬说:“《南海十三郎》并不是十三郎传,十三郎在谢君豪身上又出生了一次。这个剧本空前地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放在中国文学史的文学长廊中,都是有光辉、有深度、有内涵、有命运的。处处充满极致。中国有两个发了疯的编剧家,一个是明代徐文长,一个就是清末南海十三郎。他们都是极致的人物,极其大才,极其疯癫。从巅峰到疯癫,由盛转衰,体现社会的大变化。南海十三郎这个人物形象,像普希金的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一样,都是‘多余的人’。而《南海十三郎》使得粤语文学也有了伟大作品。就像《海上花》之于吴语文学。文学的语言需要‘复调’,要提防语言的一统化,共同语与各种方言之间要在相互磨擦中相互活化,方言的活泼与共同语的规范相互映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让文学语言更自觉,更精彩。”
董上德教授赞同罗韬的观点。他说:“《南海十三郎》展现了人物的命运,而我们现在很多新编戏剧的作品往往忽视人物的命运,只不过罗列琐事一堆。”罗韬说:“南海十三郎和徐渭都是‘时代的弃儿,艺术的娇子’。而我们现代有许多艺术家,却是时代的娇子,艺术的弃儿。”
写尽人间悲喜剧,到头自己至心酸
南海十三郎是时代的弃儿。而时移世易,《南海十三郎》又炙手可热,一票难求。
来参加沙龙的一位美女观众说,她是天津人,热爱广东文化,总共看过八次现场版的舞台剧《南海十三郎》。谢君豪听了很感动。他说每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演出,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氛围和气场,而广州观众的反应是最热烈的。
谢君豪说:“可能因为这是广州的故事吧,原汁原味。我们去北京、上海演出,他们反应也很好,但始终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他们比较善于理性分析,很会讲道理。广州人讲不出来,但自有钥匙,能打开很多‘穴位’,所以我演得特别投入。观众的反应刺激我肾上腺激素飙升,一直升,哇,会死人的!首演那晚我回酒店,都不会走路了。”
资深粤剧编剧潘邦榛认为,《南海十三郎》受到广州观众的欢迎,与浓浓的粤味分不开。潘邦榛说:“《南海十三郎》这一个舞台剧,可以提升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高度。使用大量粤语的俗语和惯用语,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平民性和通俗性。即便是粤剧剧本,现在也没有一个能如此娴熟运用粤语俗语的剧本。广州人听了特别亲切,容易引起共鸣。”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陆键东副院长说:“这个戏令我对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在已经非常热爱的前提下,更加热爱了。这是香港开埠百余年文化凝聚之奇花。谢君豪先生的演出达到化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遇不可求。南海十三郎已经成为神话,会是香港文化的杰出代表,成为说起香港话剧和文学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不仅是香港人的骄傲,也是广东人的骄傲。
在沙龙的最后,罗韬先生赠送了谢君豪一把扇子。这是罗韬观戏后题写的一首粤语七律:“一班差佬乱成团,冻死仆街臭夹冤。虱乸都惊陪佢走,蛇羹点信系家传?曾经沧海周天浸,除左青山冇订捐。写尽人间悲喜剧,到头自己至心酸。”
上周,香港经典舞台剧《南海十三郎》首次在广州公演,让对原汁原味的粤语话剧久违了的广州观众受到极大震撼。老广反应强烈,有人一看再看,有人为失之交臂而抱憾。
《南海十三郎》落幕,而岭南奇人南海十三郎掀起的文化热潮仍在绽放。
8月8日下午,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主办的“粤剧学者沙龙”举办了一期名为《<南海十三郎>在粤语文学中的地位》的文化沙龙,岭南文化学者罗韬和金马奖影帝谢君豪作客粤剧学者沙龙,畅谈南海十三郎,从一部巅峰的作品,探寻一个“疯癫”的世界。
谢君豪:十三郎悲凉的晚景是一场修行,学习放下一切
谢君豪饰演南海十三郎,有23年。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遇到一个如此丰厚的角色,在角色自身的成长中,安放自己不同年龄的人生观。
谢君豪幽默地说:“我从一个后生仔,做到现在变成一个好成熟的后生仔。杜国威先生写的这个剧本非常好,每次演都有新的体会。有这种感觉的剧本并不多。”前来参加沙龙的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画龙点睛地补充道:“文学人物本身是有成长空间的,文学的弹性与魅力正在此。”
谢君豪对于南海十三郎这一文学人物的理解,非常细腻而有层次。他详细地阐述了人物的成长与演员自我成长的重合带来的灵魂共振。
谢君豪说:“我30岁的时候做这个角色,和我50岁的时候做,是不同的,我怎样看世界,也不同的。我30岁时血气方刚,投入角色以后,很替南海十三郎打抱不平,注重表现他的怀才不遇与恃才傲物。而我现在却不一样了,我渐渐理解到,南海十三郎的一生就是人生修行的过程。他在一点一点地学会放下执着。他最风光的时候,就是他最执着的时候,也是他背负了最多包袱的时候。当他被世界遗忘,反而有了空间学习‘放下’,一件一件地放下。上半场遇到的人和事,下半场基本上都重遇,两道轮回,物是人非。十三郎晚年到宝莲寺做导游,这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其实是很悲凉的,他是在修行,学习放下最放不下的东西。在我的理解中,对于南海十三郎来说,最放不下的不是爱情,不是财富,甚至不是亲情,也不是戏剧,而是他内心的傲慢。当他重遇失明的老家人,得知父亲十几年前就已受苦离世,才真正顿悟到万物的生生灭灭。此时他不需要呆在宝莲寺了,去哪里都行,正是那句‘上山容易,下山何难’,出出入入,来去自由。到死的时候,他全部放下了。眼镜也扔了,雪山白凤凰放下了。我以前处理这个结尾,会表现得悲惨一些,挣扎一些,在满腔不忿中死去。现在的处理就平和很多。慢慢躺下,并不挣扎,灵魂安去。”
谢君豪在表演中追逐生命流动的轨迹,拨开人间的聚散,凝视命运的无常。
罗韬:《南海十三郎》对粤语文学,就像《海上花》之于吴语文学
沙龙主讲嘉宾、岭南文化学者、羊城晚报编委罗韬先生坦言,舞台剧《南海十三郎》让他几番落泪。
罗韬说:“这个戏和我们这个城市、这一代人,有特殊的温情。所讲故事的年份很值得注意。讲历史故事,和葡萄酒一样,有 ‘最靓’的年份。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当于我爷爷还能见到舞台上这些人物,而我没办法见到了。距今相隔七八十年的故事,历史不是很久远,又不是很近,有点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觉。元稹写这首诗的时候,唐玄宗死了五十多年,离安史之乱有六七十年,这种时间最适合讲故事。所谓‘去事近则见闻必真,去事远则议论必公’,距今六七十年这个时间段,正好是见闻真和议论公的接合点,此为‘见闻尚真而议论渐公’。倘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恐怕很难演这样一个戏,对一个旧作家、旧家庭有如此的同情。只有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对太史公才有相对的同情。历史分‘所见世’和‘所闻世’。《南海十三郎》这个故事讲述的,正是一种‘所闻世’的温情。有着特殊的魅力,令人一听锣鼓就想流眼泪。”
除了历史的余温所带来的亲切感,罗韬还指出,《南海十三郎》的光芒在于成功塑造了一个丰满的文学人物。
罗韬说:“《南海十三郎》并不是十三郎传,十三郎在谢君豪身上又出生了一次。这个剧本空前地创造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放在中国文学史的文学长廊中,都是有光辉、有深度、有内涵、有命运的。处处充满极致。中国有两个发了疯的编剧家,一个是明代徐文长,一个就是清末南海十三郎。他们都是极致的人物,极其大才,极其疯癫。从巅峰到疯癫,由盛转衰,体现社会的大变化。南海十三郎这个人物形象,像普希金的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一样,都是‘多余的人’。而《南海十三郎》使得粤语文学也有了伟大作品。就像《海上花》之于吴语文学。文学的语言需要‘复调’,要提防语言的一统化,共同语与各种方言之间要在相互磨擦中相互活化,方言的活泼与共同语的规范相互映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让文学语言更自觉,更精彩。”
董上德教授赞同罗韬的观点。他说:“《南海十三郎》展现了人物的命运,而我们现在很多新编戏剧的作品往往忽视人物的命运,只不过罗列琐事一堆。”罗韬说:“南海十三郎和徐渭都是‘时代的弃儿,艺术的娇子’。而我们现代有许多艺术家,却是时代的娇子,艺术的弃儿。”
写尽人间悲喜剧,到头自己至心酸
南海十三郎是时代的弃儿。而时移世易,《南海十三郎》又炙手可热,一票难求。
来参加沙龙的一位美女观众说,她是天津人,热爱广东文化,总共看过八次现场版的舞台剧《南海十三郎》。谢君豪听了很感动。他说每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演出,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氛围和气场,而广州观众的反应是最热烈的。
谢君豪说:“可能因为这是广州的故事吧,原汁原味。我们去北京、上海演出,他们反应也很好,但始终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他们比较善于理性分析,很会讲道理。广州人讲不出来,但自有钥匙,能打开很多‘穴位’,所以我演得特别投入。观众的反应刺激我肾上腺激素飙升,一直升,哇,会死人的!首演那晚我回酒店,都不会走路了。”
资深粤剧编剧潘邦榛认为,《南海十三郎》受到广州观众的欢迎,与浓浓的粤味分不开。潘邦榛说:“《南海十三郎》这一个舞台剧,可以提升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高度。使用大量粤语的俗语和惯用语,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平民性和通俗性。即便是粤剧剧本,现在也没有一个能如此娴熟运用粤语俗语的剧本。广州人听了特别亲切,容易引起共鸣。”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陆键东副院长说:“这个戏令我对香港文化和广东文化,在已经非常热爱的前提下,更加热爱了。这是香港开埠百余年文化凝聚之奇花。谢君豪先生的演出达到化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遇不可求。南海十三郎已经成为神话,会是香港文化的杰出代表,成为说起香港话剧和文学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不仅是香港人的骄傲,也是广东人的骄傲。
在沙龙的最后,罗韬先生赠送了谢君豪一把扇子。这是罗韬观戏后题写的一首粤语七律:“一班差佬乱成团,冻死仆街臭夹冤。虱乸都惊陪佢走,蛇羹点信系家传?曾经沧海周天浸,除左青山冇订捐。写尽人间悲喜剧,到头自己至心酸。”
文献资料来源：2016-08-12 新快报-A29
作者：钟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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