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立国后定都番禺，是看中了番禺这块风水宝地的优越地理环境。这里背负白云山，频临南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同时，番禺本身地势倚山傍水，中间有宽阔的平地，史书称番禺城“负山带海”，有人形容其地势像“飞龙吸水”，即白云山像一条巨大的苍龙踞在珠江的北部。在此筑城，易守难攻。在秦末汉初，战火在中原蔓延的情况下，选择这一块地做为都城确是非常难得的。
除地理位置优势外，番禺城中的水资源特别充足，也使其成为都城重要条件之一。古代由于生产水平不高，对建都城的自然环境看得十分重要。《史记.周本纪》云：“夫国（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徽也。”古代城市因川竭（缺水）而迁徙或消亡的事常有发生，反映出古都城对水资源的依赖。珠江流经广州川流不息，而番禺背负白云山，来自山中的泉水又流经城内，可供民众饮用。同时，番禺城下多甘泉。据传赵佗曾在天井岗凿越王井，“深百尺，泉味甘冷。”此井至今仍在广东科学馆后面。而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发现了一口造型特别考究的南越王井，更使我们亲眼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井的真容。在南越国御苑遗址中，竟发现了82口井，其中有的井是南越国时期的。可见番禺都城的地下水确实非常丰富。水和人类生活非常密切，人离不开水，城市更需要水，水是城市的血液。中国的古城大都选在山川附近，水资源充足，适合古人居住，番禺正好具备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
同时，番禺又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和东、西、北三江的交汇处。这里河道纵横，内河航运可通广西、贵州，还可通过秦筑灵渠通长江水系。而海道更可通闽越，吴越等地，还可以穿过浩瀚的南海，和东南亚诸国进行海上交通贸易。从考古新发现来看，在南越国时期，番禺已开始有海上贸易。在1983年发掘的南越王墓中，出土有与海上贸易有关的乳香，象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在农林路南越国的墓葬中，亦出土有船模，其造船的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越人善舟”，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南海西沙群岛上发现有南越国陶器，证明当时番禺已开始与东南亚一带进行海上贸易。使番禺形成了岭南地区一处特殊的有许多奇珍异宝和中原产品汇集的交换市场，有力地促进了番禺经济的发展。《史记》称：“番禺其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汉书》亦载：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番禺城是岭南重要的海上交通贸易集散地。
从现存的史料看，南越国都城番禺在整个南越国时期，特别是赵佗统治时期，是比较稳定的。汉越之间虽然在吕后时期有过一段磨擦，但汉越战事主要发生在南越国与长沙国的交界边境，南越国国都番禺是安定的。经过南越国近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番禺成为岭南地区的首府。从目前已获得的考古材料来看，王国都城内有较大规模的冶铸业，制陶业，纺织业，漆器业，玉石和金银制作业等。当时，番禺城内居住有许多越人，也有不少是随赵佗南下的汉人，其中有不少是能工巧匠。汉越人民杂处番禺城，使番禺的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汉初期，从整个岭南地区来说，经济发展还是比较慢的。但地理优越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却得到较快的发展。而番禺更是一枝独秀，成为岭南经济的核心。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广州市至今仍是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首府。汉初番禺的崛起，对岭南地区的社会物质文明起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刘邦建立汉朝后，也不得不称赞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使“中县人因故不耗减，俱赖其作用”。番禺也因此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史载，汉武帝平南越时，曾火烧番禺城，使番禺城遭到重大的损伤。但是，番禺城并没有在这场大火中消失。从广州市四郊发现大量西汉中期至东汉墓葬来看，其数量和出土文物位居我省之冠，可见番禺仍然是岭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南海郡的郡治。到了三国时期，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野。”又“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数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可见步骘将交州州治迁来番禺，其实就是利用了当年赵佗的旧都，而他将原番禺城墙重新构筑加固。一直至隋唐，广州城的范围大致仍和赵佗建的番禺城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赵佗南越国建都番禺起，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广州历代都成为南海郡治、广州都督府治、岭南道、广南东路、广州府治和广东省会，还先后成为南汉、南明王朝的都城。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始终未能动摇广州这一岭南古城的地位。广州城由小到大，逐年扩展，其间虽然几经沧桑，但是广州城址一直未变，一直是岭南最古老的都会。赵佗城2000多年来也一直是广州城的中心。因此，赵佗建都番禺对广州城市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也是广州古城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它初步确定了历代广州城的地理位置，并奠定了广州在岭南首府的地位，使广州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广州城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