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干部家庭，
却主动放弃国营职工的身份；
做了个体户，
他还是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前成为第一批入党的个体户；
他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老板，
但却多次向有关部门直言进谏，
大胆说出自己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敏锐判断；
他生活实际，
不肯轻易浪费一分钱，
但却频频援手救助那些孤弱、贫困的人。
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就是
广州“太爷鸡”的传人高德良。
搞“个体”复活“太爷鸡”
广州饮食有句名言：“无鸡不成宴”。对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来说,“太爷鸡”这个牌子一点也不陌生，太爷鸡是一种鸡食品，与东江盐焗鸡、大同脆皮鸡、广东文昌鸡齐名，名列广东名菜“四大名鸡”之一。太爷鸡菜式始创于清朝末年的周桂生, 周曾任广东新会县县令，家道中落后靠卖秘制熟鸡为生。他融合江苏熏法和广东卤法的精妙之处,制出江苏和广东风味兼具的鸡菜。因为周桂生当过县太爷，这道菜被人们称作“太爷鸡”。
高德良是周桂生的曾外孙。和许多同龄人一样，1969年到农村插队六年，1975年才回到广州，被分配进到广州锅炉厂当工人。生性勤劳的高德良拼命工作，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受到广播表扬。但评年度先进生产者时他却意外“落榜”，他向厂领导据理力争，却被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
不甘平庸的高德良根据插队时的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在家研究科学养猪的方法，有关部门为此还给他拨了5000元的科研经费。后来因为他说话太“直”，这项事业遭到了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鼓励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初,“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高德良辞退了在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务,重新拾起曾外祖父的牌子，在文明路上靠近北京路口的一所临街老宅里,操办起太爷鸡的生意经营，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的第一批个体户。
关于当年领营业牌照，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0年6月，高德良去申领营业执照，工商局的干部劝他说：“还是领个卖百货的执照吧，稳妥一些。” 工商局干部也是好心，毕竟“太爷鸡”在市面上消声匿迹许多年，虽然你高德良是“太爷鸡”后人，但富不过三代，何况是秘传手艺。况且，搞百货门槛低，相当容易。高德良于是把两个工商局干部请回家，当场烧水杀鸡，用40分钟的时间做出了“太爷鸡”。只见此鸡栗色的皮，雪白的肉，淡淡的烟熏香混合着鸡肉的鲜香，工商局的人品尝后当场叫好，自然，高德良也顺利领到营业执照。于是，他向人借了500元，请朋友搭了个简易售货亭，鞭炮一响就开张了。第一天还请了20多个朋友来做“托”，做糊了的鸡就请这些做托的朋友吃，吃完了还要他们帮忙杀鸡。
1980年7月，高德良开业的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000元，纯利润2000元。第一年，高德良就净赚了3万元。而当时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也就是24元左右，高德良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高德良在广州这座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城市里,成功恢复了“太爷鸡”的招牌。太爷鸡做法并不神秘，但过程相当严格，要使味道浸到肉里，让人吃到最后都觉得是香的。一些“嘴尖”的香港人得知广州具有70年历史的“太爷鸡”重出江湖，都纷纷慕名前来品尝。一时间货如轮转，客似云来。在高德良的悉心打理下,太爷鸡每月都有上百万元的盈利。高德良也作为广州个体户的代表受到美国《时代周刊》、英国BBC广播电台以及国内各方媒体的采访。
上书中央坦诚进言
形势大好，高德良开始了“周生记太爷鸡”第一次扩张：他在香港设点代销太爷鸡，在深圳、珠海设经销点。
“周生记太爷鸡”扩张之后，人手不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规定个体户雇请工人最多不得超过5人，“太爷鸡”扩张势必要超过这个界限。而超过这个界限，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按照当时的界定，雇工超过5人就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那就要受到批判和限制了。
这时，高德良做了一件使他以后闻名全国的事情 -- 上书中央领导人。
这次上书的内容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大胆的：“以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目前的历史时期，只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触犯国家的法律，我们国家就要有法律保障这类实践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和探索新路的决定因素。个体户应有美好的前途,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个体户经济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国家和个人都能从这种经济形式中得益。与创造的贡献相对应,个体户经济应得到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更多的扶持措施。”
即使现在看来，由这个前国营工厂铆焊工、当时毫不起眼的个体户写出的这些文字仍然充满了政治智慧和社会责任感，这封信得到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虽然上书曾轰动一时,高德良也感到中央部门的重视,但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跟个体户打交道的墨守成规的工作人员还是会按照旧章法办事,这给高德良的改革呼吁带来很大压力。但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也给高德良增添了勇气，他冲破重重困难发展太爷鸡。现在，“周生记太爷鸡”在广州已经有4家分店，还在香港注册了两个公司。近年来，“周生记太爷鸡”1年的营业额可达900多万元，每年都有一两百万元的利润。
质量至上续写传奇
如今的太爷鸡依旧深得大众欢心。但奇怪的是太爷鸡并没有继续扩大经营规模。难道高德良不想赚更多的钱,不想太爷鸡成为广州饮食界的头等名号吗?
对此高德良有自己的见解：“企业首要的是把自身做好,使自己有生存下来的本钱。社会应该提倡企业要做好做强,而不是一味地做大做强。”“周生记太爷鸡”曾在广州尝试吸收2家加盟店。这两间店开业后，一下子就有三四十个投资者前来要求加盟。看到这个形势，高德良反而决定暂停加盟连锁经营。他的想法是：熟食一定要当日售清。加盟店生意好，就拼命加货，但是因为总店不包退货，一旦卖不出去，马上就亏了。这样最终也会殃及总店。
他强调,太爷鸡的美好招牌就在于质量管理。首先,对老字号的食品来说,历史风味是最大的卖点。其次,为了使鸡肉鲜美和让食客尝到最原汁原味的太爷鸡,店里选的都是上好的鸡种,卖的都是当天现宰现制的鸡。因此他觉得如果店子多了,菜式质量管理会是大难题,鸡肉的味道和新鲜程度控制都有可能不如所愿。比起急剧扩张式的发展，高德良更钟情于稳定持续的发展。
高德良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用“强”、“长”、“精”三方面去衡量。只有创造知名度高的品牌，才能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拥有了市场，企业自然会发展壮大。“我只是满足于每年赚几百万元，而不是几千万元，做个永远的百万富翁。”
高德良是广州市政协委员、越秀区政协常委。他说：“我现在的精力十分之一用在生意上，十分之三看书、看报学习，十分之三参政议政，十分之三享受生活乐趣。”“太爷鸡”的生意更多依托儿子。
高德良在继续着“太爷鸡”的传奇。
却主动放弃国营职工的身份；
做了个体户，
他还是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前成为第一批入党的个体户；
他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老板，
但却多次向有关部门直言进谏，
大胆说出自己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敏锐判断；
他生活实际，
不肯轻易浪费一分钱，
但却频频援手救助那些孤弱、贫困的人。
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就是
广州“太爷鸡”的传人高德良。
搞“个体”复活“太爷鸡”
广州饮食有句名言：“无鸡不成宴”。对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来说,“太爷鸡”这个牌子一点也不陌生，太爷鸡是一种鸡食品，与东江盐焗鸡、大同脆皮鸡、广东文昌鸡齐名，名列广东名菜“四大名鸡”之一。太爷鸡菜式始创于清朝末年的周桂生, 周曾任广东新会县县令，家道中落后靠卖秘制熟鸡为生。他融合江苏熏法和广东卤法的精妙之处,制出江苏和广东风味兼具的鸡菜。因为周桂生当过县太爷，这道菜被人们称作“太爷鸡”。
高德良是周桂生的曾外孙。和许多同龄人一样，1969年到农村插队六年，1975年才回到广州，被分配进到广州锅炉厂当工人。生性勤劳的高德良拼命工作，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受到广播表扬。但评年度先进生产者时他却意外“落榜”，他向厂领导据理力争，却被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
不甘平庸的高德良根据插队时的经验，利用业余时间在家研究科学养猪的方法，有关部门为此还给他拨了5000元的科研经费。后来因为他说话太“直”，这项事业遭到了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鼓励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初,“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高德良辞退了在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务,重新拾起曾外祖父的牌子，在文明路上靠近北京路口的一所临街老宅里,操办起太爷鸡的生意经营，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的第一批个体户。
关于当年领营业牌照，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0年6月，高德良去申领营业执照，工商局的干部劝他说：“还是领个卖百货的执照吧，稳妥一些。” 工商局干部也是好心，毕竟“太爷鸡”在市面上消声匿迹许多年，虽然你高德良是“太爷鸡”后人，但富不过三代，何况是秘传手艺。况且，搞百货门槛低，相当容易。高德良于是把两个工商局干部请回家，当场烧水杀鸡，用40分钟的时间做出了“太爷鸡”。只见此鸡栗色的皮，雪白的肉，淡淡的烟熏香混合着鸡肉的鲜香，工商局的人品尝后当场叫好，自然，高德良也顺利领到营业执照。于是，他向人借了500元，请朋友搭了个简易售货亭，鞭炮一响就开张了。第一天还请了20多个朋友来做“托”，做糊了的鸡就请这些做托的朋友吃，吃完了还要他们帮忙杀鸡。
1980年7月，高德良开业的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000元，纯利润2000元。第一年，高德良就净赚了3万元。而当时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也就是24元左右，高德良成了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高德良在广州这座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城市里,成功恢复了“太爷鸡”的招牌。太爷鸡做法并不神秘，但过程相当严格，要使味道浸到肉里，让人吃到最后都觉得是香的。一些“嘴尖”的香港人得知广州具有70年历史的“太爷鸡”重出江湖，都纷纷慕名前来品尝。一时间货如轮转，客似云来。在高德良的悉心打理下,太爷鸡每月都有上百万元的盈利。高德良也作为广州个体户的代表受到美国《时代周刊》、英国BBC广播电台以及国内各方媒体的采访。
上书中央坦诚进言
形势大好，高德良开始了“周生记太爷鸡”第一次扩张：他在香港设点代销太爷鸡，在深圳、珠海设经销点。
“周生记太爷鸡”扩张之后，人手不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规定个体户雇请工人最多不得超过5人，“太爷鸡”扩张势必要超过这个界限。而超过这个界限，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按照当时的界定，雇工超过5人就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那就要受到批判和限制了。
这时，高德良做了一件使他以后闻名全国的事情 -- 上书中央领导人。
这次上书的内容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大胆的：“以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
“目前的历史时期，只要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不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触犯国家的法律，我们国家就要有法律保障这类实践活动的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所有，这是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和探索新路的决定因素。个体户应有美好的前途,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个体户经济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国家和个人都能从这种经济形式中得益。与创造的贡献相对应,个体户经济应得到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更多的扶持措施。”
即使现在看来，由这个前国营工厂铆焊工、当时毫不起眼的个体户写出的这些文字仍然充满了政治智慧和社会责任感，这封信得到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虽然上书曾轰动一时,高德良也感到中央部门的重视,但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跟个体户打交道的墨守成规的工作人员还是会按照旧章法办事,这给高德良的改革呼吁带来很大压力。但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也给高德良增添了勇气，他冲破重重困难发展太爷鸡。现在，“周生记太爷鸡”在广州已经有4家分店，还在香港注册了两个公司。近年来，“周生记太爷鸡”1年的营业额可达900多万元，每年都有一两百万元的利润。
质量至上续写传奇
如今的太爷鸡依旧深得大众欢心。但奇怪的是太爷鸡并没有继续扩大经营规模。难道高德良不想赚更多的钱,不想太爷鸡成为广州饮食界的头等名号吗?
对此高德良有自己的见解：“企业首要的是把自身做好,使自己有生存下来的本钱。社会应该提倡企业要做好做强,而不是一味地做大做强。”“周生记太爷鸡”曾在广州尝试吸收2家加盟店。这两间店开业后，一下子就有三四十个投资者前来要求加盟。看到这个形势，高德良反而决定暂停加盟连锁经营。他的想法是：熟食一定要当日售清。加盟店生意好，就拼命加货，但是因为总店不包退货，一旦卖不出去，马上就亏了。这样最终也会殃及总店。
他强调,太爷鸡的美好招牌就在于质量管理。首先,对老字号的食品来说,历史风味是最大的卖点。其次,为了使鸡肉鲜美和让食客尝到最原汁原味的太爷鸡,店里选的都是上好的鸡种,卖的都是当天现宰现制的鸡。因此他觉得如果店子多了,菜式质量管理会是大难题,鸡肉的味道和新鲜程度控制都有可能不如所愿。比起急剧扩张式的发展，高德良更钟情于稳定持续的发展。
高德良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用“强”、“长”、“精”三方面去衡量。只有创造知名度高的品牌，才能开拓更宽广的市场，拥有了市场，企业自然会发展壮大。“我只是满足于每年赚几百万元，而不是几千万元，做个永远的百万富翁。”
高德良是广州市政协委员、越秀区政协常委。他说：“我现在的精力十分之一用在生意上，十分之三看书、看报学习，十分之三参政议政，十分之三享受生活乐趣。”“太爷鸡”的生意更多依托儿子。
高德良在继续着“太爷鸡”的传奇。
文献资料来源：2009年3月 摘自《商海千年说越秀--越秀商业名人》
作者：刘小骏主编
索取号：K296.51/154/11
本馆校对：范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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