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全国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民主与共和的观念毕竟已得到国民认可，整个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也迈入了新的阶段。在此大的社会环境之下，广东伊斯兰教和回民社会也经历着相当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广东伊斯兰教的活动相当活跃，广大回族穆斯林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进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爱国救国之举，还表现于自身的自强求知，积极推动适应时代要求的宗教变革与发展。这些都标志着广东的伊斯兰教和回民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国时期，广东伊斯兰教的活动较之清末有一定的发展，这从全省清真寺院的情况可以看出。据1929年出版的《天方学理月刊》周年纪念特号上刊载的《〈广东全省礼拜寺分布图〉说明》（作者陈应章）统计，广州此时“设有礼拜寺五所及响坟一所”，五所清真寺为濠畔寺、光塔寺、南胜寺、东营寺和东郊寺，响坟即先贤古墓，该处附设有礼拜殿；海南岛的崖县“有三亚港，回民聚集村内，村名回辉里，内有礼拜寺四所”，四所清真寺为古寺、西寺、南寺和北寺；肇庆“在县城有礼拜寺二所”，即东寺和西寺。以上清真寺，大多为历史所遗留，但亦有民国初年所建。另据1931年《晨曦旬刊》刊载之《谈谈广州的回教》（作者伊卜剌谦）记述，当时广州五所清真寺的情况如下：
（1）光塔寺。“位处在光塔街的中央，坐北向南，形势颇觉庄严。巍峨的光塔已重修妥了，中西人士往来参观的络绎不绝。大殿正在修筑忙，九月间或会竣工。寺内阿訇有三：一伊马目，二赞礼。伊马目马智祥，对于宗教学识颇有心得。赞礼张耀潢、杨汉光，二人全是后起之秀。”
（2）南胜寺。“处在大南路的要峰。在民十五年曾遭……焚毁，后经香港、广州热心人士的捐助，从新建筑。不多久，教堂焕然一新了，比较从前更觉宏伟。寺内有阿訇五人：（一）大学的教授马瑞图，才由濠畔寺迁过来的。（二）伊马目是周春芝（按：应为周善芝），曾在苏州读了很多年宗教学，所以学问很不错。（三）宣讲员马季显。（四）赞礼员李冠畴、马德谦。”
（3）濠畔寺。“处于广州的西部，占濠畔街重要的位置，坐北朝南，颇觉清雅。寺内阿訇有四：（一）伊马目王正轩，年逾耳顺，没有什么作为。（二）宣讲员陈秀芝。（三）赞礼员陈广义、王少轩，二人是二十一岁的青年。
（4）东营寺。“在明朝成化年间，宪宗派韩雍率兵四营，镇守广州，于是广州的回教一时大盛。兵分驻于濠畔街、大南路，小东门等处，才建有东营寺一座。寺内阿訇有三：（一）伊马目杨瑞生，兼宣讲员。（二）赞礼员是王明山父子二人。”
（5）东郊寺。“处在广州之东，在东校场的侧面，地方很是窄小。寺内伊马目之职，是杨瑞生所兼，赞礼员是保睿生。”
该文还记述了广州伊斯兰教阿訇的人数和各清真寺经费的情况：“由各方阿訇的人数统计，总共有十六位。各位阿訇的薪金虽然不是一律，但普通计算每位每月约有薪金二十元。寺内的水费、灯费、杂用费等，开销很大。幸喜各寺里都有不动的恒产，堪足敷用，遇有特别事故，概由教徒捐助。这五所清真寺，财政最丰裕的可算濠畔寺了，故历来办阿文大学的，都以该寺居多，而《天方学理月刊》亦是他独自的维持。各寺不动的产业，该是教亲所捐送，用以维持学校的。不过，现在所用的费用，不全合于前辈的热心。”
关于广州回民的人数，据该文称：“虽无确实的统计，惟据我个人调查所得，约有一万八千余人。”这个数字较之当时官方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应当说更为可靠一些。按照1933年广东省政府部门所作的宗教统计报告，广州市伊斯兰教徒的数量仅为268人，显然严重脱离实际情况，恐系对“伊斯兰教徒”定义理解上有误所致；而广州市民政局1936年所公布的内政年鉴中，提供当时全市伊斯兰教徒的统计数字为2145人，其数目与伊卜剌谦所调查的结果相比偏小。
关于广州回民居住、生活的状况，据该文记述：“教徒多集居于各寺附近。以前教徒以南胜里居多，故有回回村之名，后因开筑马路，迁徙入城的为数不少，现时光塔寺的教徒似占多数。教徒多半营工商业，生活虽非优胜，但亦可过得。广州回教有名的茶楼是聚兴和漱记（漱记已收盘），现新张一间万宝，饭店是合栈、万栈。”
以上为抗日战争前广州伊斯兰教和回民社会的基本情况，抗战爆发后，广州沦陷，“回胞除了少数人外，多避住广州附近的沙涌、大涌口、招村、河南、陈村、平州、容奇、白鹤洞各地，有的则溯西江而逃至肇庆、苍梧、柳州。有的则顺平州、容奇而过港澳。”广州的清真寺也遭到严重破坏，“寺内所有门窗和贵重物件，均被劫一空”。东郊清真寺在日占时期被拆毁，先贤古墓也一度被日军占作兵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广州的光塔寺、南胜寺、濠畔寺、东营寺才得以恢复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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