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ISIAM），是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顺服”，指顺服唯一的安拉（真主）的旨意。七世纪初由穆罕默德建立于阿拉伯半岛。在中国一向称回教，也有叫天方教。1956年6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今后统称伊斯兰教。
中国史学界对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各有说法：一说在唐武德年间（618-626）；一说在唐贞观元年（627）；一说在唐永徽二年（651），迄今未见定论。该教传入广州，始自何年？尚待考证。建国后，古建筑学家和地理学家据实物研究，认为广州怀圣清真寺和光塔是初唐建筑。
唐代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外商云集，尤以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多。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伊斯兰教徒，商泊广州，聚居在古珠江河畔，位于现今光塔路周围。时称该地为“蕃坊”，聚居的外商为“蕃客”。据史载，蕃坊内有清真寺一间，教长一人。唐朝廷在蕃客中选任一人当“蕃长”，负责处理蕃客争讼。黄巢兵进广州，蕃客被杀无数，蕃坊转入萧条。
进入宋代，中国对外贸易发达，蕃坊一如唐制，蕃客比唐代更多，且更富有。一个阿拉伯巨富名辛押陀罗，久居广州，财力雄厚，曾向知府申请自己出资兴建广州城，未被接纳。蕃客中，既有携同妻女来华定居，或娶华妇为妻，长期居留的；也有在华担任官职的，如蒲玛呿阿一家，南宋时期入居广州，住蕃坊内玳瑁巷，子孙四代，全用阿拉伯语命名。蒲氏家族是当时广州伊斯兰教的名门望族。其第二、四两代子孙，曾为保护维修光塔，作出贡献。
元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海港，已被泉州所取代。原住广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大量东迁，蕃坊的蕃客已逐渐减少。至正三年（1343）怀圣寺毁于火。至正十年（1350），由浙江省官员来穗主持重建。当时有萨都拉等17家，留在广州，看管怀圣寺及回回坟（先贤古墓）。
综观唐、宋、元三代，广州伊斯兰教的特点是：教徒以外国侨民为主；分布集中在蕃坊。进入明代，情况逐渐转变。内陆地区回族人陆续从各地移居广州，为广州伊斯兰教发展开创一个新局面。
明成化四年（1468），南京回回军首领羽士夫、马黑麻等，奉派率领回回军1000多人，南下平乱。因立下战功，奉令留戍广州，分驻大东营（今芳草街）、小东营（今越华路小东营）、西营（今光孝路）、竹筒营（今解放北路）四个据点（时称“四卫”）。他们从此定居广州，开宗立户，子孙繁衍，成为有史可考的，最早大批从北方南下的回民，同时也是广州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新来源。其中首领羽士夫，是广州回民羽氏家族的来粤始祖。
在回回军南下当年，怀圣寺得到重修。其后在各驻军营地相继创建了东营寺、南胜寺、濠畔寺。至此，光塔街、南胜里、濠畔街和小北湛家园等地区周围，已形成四个回族穆斯林小聚居区，俗有“四坊”之称。一改唐、宋、元时代穆斯林主要为外国侨民和集中在蕃坊的状况。
明、清时期，各坊穆斯林分别给各坊清真寺和不分坊别的“四坊箱”、“教善箱”献产或献金置产，逐渐形成了广州伊斯兰教的公共经济基础。为便于每年庆祝穆罕默德圣人和圣女花吐玛的诞辰，回民又分别集资置产，建立群英堂、绍圣堂、颂圣堂、康寿堂、顺诚堂、祝圣堂和长顺堂等组织，从经济上保证按时进行纪念活动。清代后期，各清真寺先后出现刊印中阿文宗教典籍，开办经堂教育，兴办慈善公益等事业。
进入民国，广州伊斯兰教各项事业都有所发展。成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社团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增建了一间东郊清真寺；在原有经堂教育基础上，办过两间女经堂，1927年，濠畔寺办起一间主要学习阿拉伯语文、人数不多的回文大学；1928年起先后创办了《天方学理》等伊斯兰教期刊四种；南胜、濠畔、东营各寺，先后办起了慎终会等公益组织；部分青年穆斯林创立了广东回教体育会和广州回教青年会等组织。
宗教活动方面，各清真寺分别按时举行每日五时礼拜，每周周五聚礼，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两次会礼，以及其他宗教节日纪念活动。每年祝圣纪念活动，由各堂分别举行，俗称做“圣纪”，互相邀请各坊穆斯林参加。每逢古尔邦节，各清真寺都宰牛一至数头，由穆斯林自愿组合，每1~7人合购一头牛，或1人独资购牛一头，会礼完毕，由阿訇操刀屠宰，牛肉由集资人分送亲友。在抗日战争前，每年由“四坊箱”组织一次集体游孤坟活动，到惠州、三水、佛山、泌涌、沙贝、马涌桥等地，为该处的穆斯林无主孤坟诵经，扫墓。
广州沦陷期间，伊斯兰教墓地除先贤古墓外，多被日军破坏，东郊清真寺亦被拆平，穆斯林的宗教活动集中在光塔寺进行，平日五时礼约有几十人参加，主麻日聚礼有百多人，此外还有日军俘来的外籍穆斯林百多人参加礼拜，经堂教育陷于停顿。清真小学被日伪政府接管，穆斯林逃难四方，成立了伪组织“广东回教自治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光塔寺、南胜寺、濠畔寺、东营寺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出现了安老所，慈幼院两个慈善公益组织。怀圣寺建立了文化部，出版了宗教书刊。
民国期间，先后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有杨国霖、马瑞庭、熊振宗、马惠泉等人。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伊斯兰教的社会、政治地位显著提高。阿訇和穆斯林，同各界人士一起参予国家和政府重大事项的协商研究，全国和省、市、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阿訇和穆斯林当选；各清真寺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每年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市政府给予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职工、干部享受公假各一天；历史悠久的怀圣寺和先贤古墓，受到政府的重视，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次拨款维修；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的特殊生活习俗，包括清真饮食、丧葬等方面，都得到政府的尊重和照顾。如对回民职工、干部按月发给食油补助和伙食补助款，对全市穆斯林每年发放牛肉差价补贴等等。
1956年，具有广泛穆斯林群众基础的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简称广州市伊协）成立。该会对团结全市穆斯林群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办好教务，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维护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同港、澳、台以及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8年，全国伊斯兰教界开展民主改革和爱国运动，广州市伊斯兰教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建立广州市伊斯兰教寺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集中管理全市清真寺和各箱堂的房地产和有关寺务。
由于当时到各清真寺过宗教生活的人数不多，为便于管理，故每周聚礼，每年两次会礼等宗教活动，全部集中到怀圣寺举行，把南胜、濠畔两清真寺的空余房地，先后用作支持本市少数民族待业人员组织生产劳动的场地，改善回族穆斯林经济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清真寺受到冲击，宗教生活被迫停止，寺内一些古碑、文物被破坏，不少典籍及其藏版被焚烧，广州伊斯兰教的各种组织活动，全部停止。
1971年5月，因国际交往需要，经政府批准，怀圣寺开始恢复对外开放接待来访外宾。1979年7月，广州伊协及怀圣寺恢复活动，东营寺相继恢复开放，从此广州伊斯兰教的宗教及教务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
1982年，原由政府房管部门代管的清真寺房产，全部退还伊斯兰教协会自行管理。在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怀圣寺和先贤古墓进行全面修缮、粉饰，面貌一新。
随着广州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到怀圣寺和先贤古墓礼拜和瞻仰的国内外穆斯林，有显著增加，在平时聚礼中，新疆和内地来穗经商旅游的穆斯林，来穗贸易或外事活动的世界各国穆斯林，以及在广州各大专院校留学的各国穆斯林，从80年代初占聚礼人数的少数比例，逐渐发展到后期占聚礼人数的四分之三左右，大大超过本市穆斯林的聚礼人数。
根据记录统计，1979年到怀圣寺参加每周聚礼的人数，每次不满百人；到1990年，每次有300人乃至600人不等，最多一次达1200多人。每年两大节日（古尔邦节和开斋节）到怀圣寺参加会礼和节日活动的人数，1979年每次约1200多人，而1990年多达2400余人。
1983年以后，每周聚礼，都有妇女登上大殿排在最后，一同礼拜，港、澳、台和外国旅穗的穆斯林女宾，亦偶有前来参加聚礼。
建国以来，广州阿訇和穆斯林先后到麦加朝觐的，有沙梦弼阿訇、杨棠阿訇和马逢达等3人。

伊斯兰教 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