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位于粤秀山麓,今天广州市第二中学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城西的文澜书院设置讲堂,以经史古文课士,并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挂在文澜书院上,这就是学海堂教学的开始。数年之后入学的学士逐渐增多，教学多有不便，阮元便计划另觅一地，专为学海堂所用，使学海堂能长久地办下去。先是想在南园旧址筑堂，但觉其地方狭隘：有拟将文澜书院改为学海堂，惜此地风景不佳；再有看中河南的海幢寺旁，却嫌靠近市集。经过多番拣选，最后认为粤秀山麓“乔木繁翳，木棉参天”，是“百年古麓”，可以“置堂于密林之中”。道光四年（1824）九月，阮元命吴兰修、赵均等为董事，在粤秀山开工修筑。是年冬天，学海堂竣工，阮元定做匾额楹帖，刻挂于堂上。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有号研经老人、雷堂庵主等，江苏杨洲人，原籍仪征（图3-1）。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三年之后有中了进士，点翰林，得到皇帝的赏识，散馆时钦定一等第一名，授编修。后来有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奉旨入值南书房，即是陪皇帝读书。五十八年（1793），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1795），调任浙江学政。在职其间，致力于整理史籍，如征刻《淮海英灵集》，编修《经籍環估》，选录《两浙湭轩录》等。嘉庆时期，又两任浙江巡抚，先后长达九年，对浙江考据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嘉庆六年（1802）阮元在杭州西湖创办了著名的估经精舍，这是一家专门以经史古文训估教学的书院。舍中并不讲解八股文，亦不用一般书院教学的办法，而是延请当时的朴学名家，如孙星衍、王永等，担任院长，每月一课，主要是讲解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等等，以治实学为忠旨；每月有阮元捐献薪水发放膏火，并将学生所做的优秀诗文，汇刊为《估经精舍文集》。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出任江西巡抚，改建江西贡院号舍，校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年（1816），调任河南巡抚。十一月，升为湖广总督。二十二年（1817），调任两广总督，这一年冬天到了广州，随后便出海阅兵，遍览广东内外形势及澳门情形，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建南海桑园围石堤。又开书局重修《广东通志》，修筑广州城及城北的镇海楼。阮元在粤九年，六次兼署广东巡抚，政务繁忙，但仍致力于办学，创办了学海堂及三水行台书院。道光六年（1826），调任云贵总督。十五年（1835）回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又加太子太保衔。二十六年（1846），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卒，终年八十六岁，谥“文达”。
阮元一生仕途通达，历官三朝，深获恩宠。但是他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学术研究，他主张汉宋调和，不仅在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史籍、刊刻图书，而且自身也勤奋不懈地钻研学问，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在经学、史学、金石学、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可见他在当时地位之高。
阮元在广东创办的学海堂，最初是以杭州估经精舍为范例的。他曾撰文说明“学海堂”取名的旨意：
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的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志﹒序》，《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三分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可见阮元开办学海堂的忠旨与估经精舍是相同的。从1820年在文澜书院挂匾开课，至1826年阮元调离广东，学海堂基本上是按照估经精舍的模式来进行教学的。阮元聘请当时广东的著名学者为讲席，如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等，亦常亲自课士，所出课题都是经史古文、词章训估、并不教授科举考试要用的八股文；如学的举人、贡生、秀才等每月均有阮元捐献薪金，发放膏火1两；所大课卷被评为优秀的生徒，会多发数倍膏火以示奖励，并将这些佳作及教师的诗文汇编为《学海堂集》刊印。这些都与估经精舍的运作相类似。
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阮元接到上渝，着调补云贵总督，即赴新任。阮元思量离粤之后，学海堂的膏火与教师薪金将无以为继，学海堂的办学忠旨恐难久远，便将南海、番禺等地的一些官田及官铺的租金拨归学海堂作经费之用；并捐出白银4000两，发商生息，每年一共可以受到白银1500余两，足够学海堂的日常开销。又订立《学海堂章程》，详细说明学海堂的办学忠旨、教学程序、经费的来源和支用手续等。规定学海堂是“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估之所”；设立8位学长管理及教学，永不设立山长；每位学长除了薪金之外，每年的润笔银为36两，不得收取学生的执金；每年改为一季度出一课，是为“季课”，课题应是“经解文笔，古今诗题”，考生限期缴卷，由学长评定等次发放膏火。这些工作使学海堂能持续到最后而学风不改。
阮元从学海堂的创办、教学、管理、经费等，事事皆亲力亲为，为学海堂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有号研经老人、雷堂庵主等，江苏杨洲人，原籍仪征（图3-1）。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三年之后有中了进士，点翰林，得到皇帝的赏识，散馆时钦定一等第一名，授编修。后来有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奉旨入值南书房，即是陪皇帝读书。五十八年（1793），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1795），调任浙江学政。在职其间，致力于整理史籍，如征刻《淮海英灵集》，编修《经籍環估》，选录《两浙湭轩录》等。嘉庆时期，又两任浙江巡抚，先后长达九年，对浙江考据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嘉庆六年（1802）阮元在杭州西湖创办了著名的估经精舍，这是一家专门以经史古文训估教学的书院。舍中并不讲解八股文，亦不用一般书院教学的办法，而是延请当时的朴学名家，如孙星衍、王永等，担任院长，每月一课，主要是讲解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等等，以治实学为忠旨；每月有阮元捐献薪水发放膏火，并将学生所做的优秀诗文，汇刊为《估经精舍文集》。嘉庆十九年（1814），阮元出任江西巡抚，改建江西贡院号舍，校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年（1816），调任河南巡抚。十一月，升为湖广总督。二十二年（1817），调任两广总督，这一年冬天到了广州，随后便出海阅兵，遍览广东内外形势及澳门情形，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建南海桑园围石堤。又开书局重修《广东通志》，修筑广州城及城北的镇海楼。阮元在粤九年，六次兼署广东巡抚，政务繁忙，但仍致力于办学，创办了学海堂及三水行台书院。道光六年（1826），调任云贵总督。十五年（1835）回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又加太子太保衔。二十六年（1846），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卒，终年八十六岁，谥“文达”。
阮元一生仕途通达，历官三朝，深获恩宠。但是他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学术研究，他主张汉宋调和，不仅在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史籍、刊刻图书，而且自身也勤奋不懈地钻研学问，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在经学、史学、金石学、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可见他在当时地位之高。
阮元在广东创办的学海堂，最初是以杭州估经精舍为范例的。他曾撰文说明“学海堂”取名的旨意：
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的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学海堂志﹒序》，《中国历代书院志》第三分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可见阮元开办学海堂的忠旨与估经精舍是相同的。从1820年在文澜书院挂匾开课，至1826年阮元调离广东，学海堂基本上是按照估经精舍的模式来进行教学的。阮元聘请当时广东的著名学者为讲席，如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等，亦常亲自课士，所出课题都是经史古文、词章训估、并不教授科举考试要用的八股文；如学的举人、贡生、秀才等每月均有阮元捐献薪金，发放膏火1两；所大课卷被评为优秀的生徒，会多发数倍膏火以示奖励，并将这些佳作及教师的诗文汇编为《学海堂集》刊印。这些都与估经精舍的运作相类似。
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阮元接到上渝，着调补云贵总督，即赴新任。阮元思量离粤之后，学海堂的膏火与教师薪金将无以为继，学海堂的办学忠旨恐难久远，便将南海、番禺等地的一些官田及官铺的租金拨归学海堂作经费之用；并捐出白银4000两，发商生息，每年一共可以受到白银1500余两，足够学海堂的日常开销。又订立《学海堂章程》，详细说明学海堂的办学忠旨、教学程序、经费的来源和支用手续等。规定学海堂是“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估之所”；设立8位学长管理及教学，永不设立山长；每位学长除了薪金之外，每年的润笔银为36两，不得收取学生的执金；每年改为一季度出一课，是为“季课”，课题应是“经解文笔，古今诗题”，考生限期缴卷，由学长评定等次发放膏火。这些工作使学海堂能持续到最后而学风不改。
阮元从学海堂的创办、教学、管理、经费等，事事皆亲力亲为，为学海堂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文献资料来源：2002年 摘自《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
作者：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索取号：G649.299.651/1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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