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怀圣寺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伊斯兰教建筑，关于这座寺及建于寺前之怀圣寺塔（俗称光塔）的建造年代有许多研究，至今未有定论。本文试从怀圣寺及塔的建筑形制入手探索其建筑年代。在此探讨的有三个问题：作为一个宗教建筑整体，为什么塔、寺建筑风格不一；为什么塔不在寺的中轴线上；为什么初时的光塔上有一个风信鸡。
关于塔寺的平面布局，古建专家龙庆忠在具体测量实地距离的尺寸之后得出结论是礼拜堂、看月楼、门庑的平面结构以及它们之间（包括与光塔之间）的距离均合唐初尺的整数，这说明光塔与礼拜堂、月台、门庑等，应是同时规划建造的。中元秀的《广州怀圣光塔寺唐建说》提出“寺与塔的建筑风格迥然相异；寺的庭院数进，从大门至大殿，六道门形成一条直线，布局平稳，讲究对衬，装饰华丽，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光塔则全然是阿拉伯古建筑的风采。析之，寺及塔并非一个整体建筑，其始建应有先后。”“但是难解的是，寺的建筑早在公元851年已见于阿拉伯史籍；塔之唐建说又早已见于南宋时期，孰先孰后，尚难定论，其具体始建年代亦仍有继续深入研究之必要。然而，无论如何，怀圣寺和光塔的始建年代，都应同伊斯兰教始入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二者的始建年代应该是很相近的[1]。”
这里似乎提出一个两难之题，即塔、寺平面布局、建筑风格迥异，应不是同时而建：但又说塔、寺的始建年代应该是很相近的，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礼拜活动之要求，塔、寺是一个整体，要将其分别开来显然十分费解。
美国著名的伊斯兰艺术专家约翰。D•霍格在其著作《伊斯兰建筑》中提出：“如果我们给伊斯兰建筑下定义，认为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公元第7世纪至第18、19世纪（在有些地方甚至更晚些）之间，在先知所创宗教（它有着各种名称诸如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穆罕默德教等）流行的地方所建造的建筑物，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多样性。所用材料不尽相同，从石头、砖或土坯直至木材、建筑技术也是多种多样，从坚硬的方石到在像混凝土一样的芯板上镶嵌面板的各种形式的砖石建筑，从坚硬的砖块到镶嵌在土坯、砖坯或夯实土（TereePissee）芯板上的面砖等[2]。”这是霍格对世界上受伊斯兰教影响地区的建筑全面考察之后的结论，其要点是：伊斯兰建筑始于公元第7世纪（相当与我国的初唐时期）；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建筑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技术具有多样性。清真寺是最早出现的伊斯兰建筑，公元622年（相当于唐武德五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修建了第一所清真寺，这就是著名的先知寺。该寺十分简朴，但它具备了礼拜寺的最基本条件：宽阔的中庭和做礼拜的柱廊。从624年起（相当于唐武德七年）就已由穆罕默德亲自制定了朝拜方向必须朝向麦加。对礼者的召唤，是由穆尔怎（Muezzin，译注：负责报告礼拜时刻的人）用嗓音来完成的，“这就为光塔（Minaret）最终引入清真寺的建筑主题铺平了道路，尽管清真寺本身的屋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担负了这种功能[3]。”光塔即宣礼塔，又称拜楼、唤醒楼、密那楼、邦克楼。第一座宣礼塔是664年（唐麟德元年）于伊拉克南部白索拉大清真寺建造时与礼拜殿同时建成，而埃及开罗阿穆尔清真寺在寺的四隅建造了四座宣礼塔，以后在麦加禁寺、麦地那先知寺等原有寺院和新建的清真寺中，都相继增建了宣礼塔，有的1座，有的多达6座甚至更多。上述情况说明了伊斯兰清真寺建筑建造的原则和布局形制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可以为我们判断广州怀圣寺及塔的建造时间提供了一个基准。
按照上述伊斯兰教建筑演变的历史，怀圣寺、塔要是先后建成的话，那么，寺始建年代最早也不会超过建先知寺时的唐武德五年（622），塔始建年代最早不会超过建白索拉大清真寺的唐麟德元年（664）。如果塔、寺是同时而建的话，那么，就应在麟德元年之后的事了。按照前一说法，就有可能寺始建于武德或贞观年间，塔始建于天宝十一年（753）。按后一说，寺、塔有可能都始建于天宝十一年。赞同寺、塔同时建成说，意味着承认怀圣寺及塔的建造时间在天宝十一年。因此，古建筑专家邓其生推论：“广州怀圣寺始建年代不会超过唐贞观六年（632），即不会早建于麦地那先知寺之前也不迟于唐大中五年（851），因这年苏莱曼来广州已看过怀圣寺，比较合情理的说法是：怀圣寺是建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3年）左右[4]。”笔者赞同此说。
同时而建的塔、寺，建筑形制有可能不一。光塔是砖石结构，而初建之寺就可能是中国传统的木土结构。元代，寺毁于火而塔完好，只能解释为两者构材不同，砖石存而木构毁，寺塔形制不一的这种情况其实不难解释。中国古代建筑最不受礼制拘束而能发挥想象力（包括最易吸收外来建筑形式）进行创作的类别就是塔，而门庭殿堂之类的形式却有着固定的模式。因此，古塔形制特别不拘一格，而且同所在的寺院殿堂风格完全不一致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河南登封的篙岳寺塔，建于北魏，寺是北魏皇帝离宫舍为佛寺，肯定是传统的土木结构，塔则是具有波斯装饰风格的砖塔。塔存至今而始建之殿堂已荡然无存。唐代，中国的古塔尚未定型（所谓定型是其形式的中国化），更何况怀圣寺塔是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塔式建筑，所以，塔、寺风格不一是正常的事。中国后来所建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也是不拘一格的。青海、甘肃、宁夏一带的清真寺邦克楼是土木结构楼阁式，新疆一带则是砖、石或土坯砌筑，但大体上同一寺中之寺、塔的建筑材料及风格已趋一致。还应该指出：南北朝时广州已出现了传统木构大塔宝庄严寺塔，唐时尚屹立，光塔采用的是另一种建筑模式，这正说明了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建筑物，保持了其特有风格和建筑方法。
关于光塔的位置，龙庆忠认为，“塔心似在西廊中心线上，其距门楼东西中心线与西廊北中心线相交点和月台中心之距门楼内大致相近，这也说明塔有中国寺之华表的性格[5]。”华表初时设于大路交衢，后来才逐渐变为建筑的一部分，却是左右对称而不是单支侧立的。唐代中国寺庙中的塔多在中轴线上，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即为范例。以华表说解释光塔为什么没有座落于寺的中轴线上的问题，难以成理。其实，宣礼塔不建在寺的中轴线上，这是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布局的特色，而不是后来增建的表现。宣礼塔或建于寺中最高处，或置于寺的围墙外部，均是为了呼唤者登高呼唤教民来做礼拜。北非第一座穆斯林城市凯鲁万（Kairouan）城内清真寺是该地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光塔在围墙外部东南角，该塔建于821年[6]。在中国，始建于北宋的清真寺泉州圣友寺，其宣礼塔建在大门上，大门则建在寺的前方右侧。新疆吐鲁番清真寺的宣礼塔（俗称苏公塔）在寺前围墙西南角，与怀圣寺塔布局位置相同。圣友寺、苏公塔或许正是受到怀圣寺的影响。
怀圣寺塔顶上原有一金鸡，这应是建塔初期就有的。南宋岳珂《埕史》已述及光塔顶上有金鸡甚巨和金鸡被盗贼窃锯的一段轶闻。南宋方信儒《南海百咏》诗有“金鸡飞转片帆归”，描述了塔顶金鸡是为船舶航行服务的风信鸡。北宋郭祥正登番塔诗中虽然没有直接记述金鸡，却有“望船请南风”句，间接记述了此塔的测风候作用，应当同金鸡的风信作用有关。龙庆忠分析塔顶金鸡的由来时，联系到“历史上唐衙门前右设金鸡高4尺”云云[7]。但光塔既为外国人传教之建筑，其装饰似不应与官府衙门的装饰类比。伊斯兰教教义规定了伊斯兰教建筑装饰题材是几何花纹、植物花纹和文字花纹，但却不使用人或动物为建筑装饰。穆斯林禁止使用人形像做装饰，是伊斯兰教教义逐渐完善从8世纪起才明确的，早期的伊斯兰教装饰尚有例外。第一代的清真寺中，“的确，在伊斯泰赫尔takhf，在古代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附近，据说曾有一座有着公牛柱头的清真寺[8]。”在伊拉克的迈夫杰尔遗址（约建于739年之前），装饰建筑穹顶的题材有野山羊、运动员、全副武装的勇士以及舞女的立体形象[9]，壁龛有以马赛克装饰的狮子和羚。在离约旦的阿曼以南约20英里的地方，一处6世纪所建的哈里发的冬宫遗址，雕刻有栖居在树枝上的动物或怪物，清真寺外面右手部分以鸟为主角[10]。这都说明了早期伊斯兰教建筑并未形成或未严格遵循宗教的装饰原则要求。1996年1月1日《广州日报》载有此前不久在埃及发现的倭马亚王朝时代（661-750）的一把铜壶照片，照片说明，此为古代伊斯兰教艺术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把黄铜水壶是以昂首啼叫的公鸡 为壶口装饰造型。报上又称传说穆罕默德生前极喜养鸡，即使征战途中，也必携带一只石公鸡，公元八世纪，石公鸡流落入宫中，今巴格达一座绿色圆顶的王宫里，供奉有一只石公鸡，传即此物。采用公鸡为呼礼塔之装饰物，与此似有关系。至于今时怀圣寺大殿月台栏板石刻也有狮、鱼等图案，这可能是民间工匠所为，反映广州的怀圣寺建筑装饰上并不为常规所拘。这正是早期伊斯兰教建筑装饰上的特点。
综上所述，怀圣寺光塔作为早期伊斯兰教建筑的特征是很突出的。这可为唐建说之补充论证。
注：
[1]中元秀《广州怀圣光塔寺唐建说》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第374页。
[2][3][美]约翰•D•霍格著、杨昌鸣等译《伊斯兰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8页。
[4]其生《广州怀圣寺的建造年代考释》载《广州研究》1988年第4期。
[5]龙庆忠《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第166、167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美]约翰•D•霍格著、杨昌鸣等译《伊斯兰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7]龙庆忠《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第167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9][10][美]约翰•D•霍格著。杨昌鸣等译《伊斯兰建筑》第8、17、1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怀圣寺 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