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粤、闽，从西汉时起，中国人就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国通商。三国时，孙权遣朱应、康泰联系南海诸国，其经历的国家有100多个。唐、宋以后，海上交通发达，中国对外贸易交往频繁，文化交流渗透其中。明、清两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交往，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这对岭南乃至中国社会文化进步都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
一、佛教文化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的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一直众说纷纭，既有“陆路说”，又有“海上说”，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自海上丝绸之路畅通，印度僧人来华多取水路，中国名僧渡海取经者亦不在少数。正如汤用彤先生说：“印度与中国的交通，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而“西域中亚虽为中国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迁回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1]
梁中大同元年（546），，印度高僧真谛（Paramǎ rtha,499-569）在中大同元年（546）抵达广州，然后在中国转辗翻经传教，于天嘉三年（562）再乘船至广州，据《续高僧传》，真谛在华23年，译“经论记传64部，合278卷”，“余有未译梵书并多罗树叶凡有240夹”经过刊定，现存26部87卷。其中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制旨、王园二寺翻译《摄大乘经》诸经。太建元年（569）真谛在广州入寂。又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太宗、高宗及天后三朝，中国高僧六十人“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义净（635-713），便是其中一位，他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由广州乘波斯商人的货船前往印度，于长寿四年（695）经广州前往洛阳后一直从事译经，共译出经律论56部230卷。其《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书，前者提供研究古代印度生活情况的资料，后者列叙了唐初往西域诸国求法僧人的事迹。到了宋代以后，“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宋世之竺法春，齐之昙摩伽陀耶舍、摩诃乘、僧伽跋陀罗，均在广州译经）。”[2]
二、科技文化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期，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传至国外；明清以后。西方的火药武器、机械钟表、天象仪器以及有关数学、天文、医药、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传输中国，令中国人耳目一新。
文献记载，外国医学技术传入中国早在东汉年间，《开元释教录》：“东汉末年，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即印度的医药随佛经而传入中国。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医书中常常讲的歧怕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彩很浓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三国时神医华佗的故事也可能与印度有某些联系。[3]
唐天宝七年（748），鉴真和尚在韶州曾请天竺医生治疗眼疾。《唐大和上东征传》：“时和尚频传炎热，眼光暗眛。闻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据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诗介绍，当时使用的是印度婆罗门医生传授的金针拨内障法。印度波罗门医生多经海上来华无容置疑。此外，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曾提及他在斯里兰卡一带见过绝粒治疗法，这是印度“服气辟谷法”的继承。五代词人李珣著《海药本草》六卷，收录海药详备。
中国的医术也经佛教人士传入印度，北魏神龟元年（518），惠生和宗云奉命赴印度取经，曾向当地人介绍过华佗的医术及中国的针灸。后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进药方法》条中说，中国的药物和针灸，诊脉等方面远胜于天竺，也证明了这一点。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an Bell,1591-1666）,日尔曼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乘船抵澳门，后经广州赴西安、南京等地传教，他为明朝制造了多种仪器和武器，如象牙制小日晷、圆规、小天文仪、西洋琴、大小钢炮等。他筑台架设中国第一架望远镜，明朝皇帝亦曾利用观看，颇为赞赏。阮元评价曰：“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4]
三、物质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指的是物质，是一个货物贸易统称的概念，因此物质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国通过海上对外贸易的商品是丰富的：丝绸、瓷器和名酒米粟、金银铝锡等等，由于唐宋以降中国海外贸易以陶瓷为主，所以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外航路应称为‘丝瓷之路’”[5]
从引进方面看，中外海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输入海外药物。特别是唐代以来，海药的进口大量增加，五代人李珣著《海药本草》一书虽佚，但后人经过辑佚，收集到李珣所提及的百种海药，部分海药至今仍是中国医药学界中的常用药物。
中国古代没有棉花，也没有“棉”字。棉花是由印度经东南亚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国原来并没有燃香的习惯，香料的产地多在海外。《史记》和《汉书》载，在番禺集散的物品中有一种叫做“果布”，所谓“果布”，即“果布婆律”，它是马来语龙脑香（kapar barus）的译音，这说明广州曾进口香料，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香料和熏香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据杨宝霖先生《广东外来蔬菜考略》一文考证，荷兰豆、椰菜、菠菜、西洋菜、番茄、马铃薯、洋葱及木瓜等蔬果均是从外国引进的品种，它们大都在古代经海上来粤，后在本地种植，至今仍为广东主要农作物。[6]
输出方面，在近代欧洲与中国的物质交流中，中国的瓷器、漆器以及园林艺术等都是西方人收藏品和欣赏的艺术。在1602-1682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各国的华瓷达到1600万件以上。170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安菲托里脱号”抵达广州，返航时船上装满了中国瓷器，共160箱，达数万件。中国的瓷器大量远销欧洲，令瓷器收藏成为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时尚，正如一位欧洲学者说：“中国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闪光丝绸般的表现形式，显示了在18世纪欧洲社会之前，中国人已展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7]17世纪，中国的园林艺术已影响欧洲，其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幽雅风格，与欧洲园林的对称整齐和呆板单调恰恰相反。曾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过广州，后来成为英国建筑家的威廉•钱伯斯爵士在其《东方园艺》一书，盛赞中国园林：“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回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了解到这种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并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一）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在某重要文化交流过程中又夹杂着其他学科，从而反映出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如印度医学的传入，是随佛教的东传而来华。印度医学，并非佛教医学，其渊源更为久远。大约自公园前2000年印度医学已自成体系，有《吠陀》（Veda）经典，又是有“五明大论”。初是口传，至公元前7世纪至前1世纪才用文字纪录下来，佛教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才注入佛教教义。隋代以前译成汉文的印度医书，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已有15种，后来的《新唐书》和《宋史》艺文志仍在不断补充，但全部都与佛教有关，直到今天，我们能所知见的“瑜伽功”，即古代印度佛教健身法--婆罗门瑜珈（Yoga）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早在唐朝已经传入，这说明了早期印度医学与佛教同时影响中国。
文化交流的多样性还包括中、西人士的往来，除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外，中国人也从海上远涉欧洲求学深造。18世纪，黄加略、高类思、杨德望都先后经由传教士介绍到法国学习，对推动当地的中国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在18世纪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较其他西方国家有明显优势，在法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功不可没。而当时的澳门则是这些留学生远赴欧洲的起点。”[9]
（二）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西方传教士总的来说是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先遣队，但他们到了东方，出乎意料地发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学识深邃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他们借鉴学习的东西，于是在日常的宗教和文化活动中他们先是采取温和谦虚的态度，以望能站稳脚跟。这样一来，完全出于耶稣会派遣其东来的本意之外。在中国与欧洲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传教士实际成了中西文明的传播者。至于传教士本身，“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并非自觉地为殖民主义侵略服务，来华后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中国生活、工作数十年，把中国当作第二个故乡，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将耶稣会士与鸦片战争后代表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而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活动，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10]因此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事迹具有两面性，既要充分认识其本质，又要看到他们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进程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文化交流的规律性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一点是有着文化或经济优势的国家向落后的一方输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犹如一座天平，形成一种倾斜。以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历史为例，最早是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唐代高僧义净由海路到印度取经，并带回了当地寺庙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技术，其对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其次是中国将自己发明的雕版印刷术输出外国，令西亚、阿拉伯和欧洲人大开眼界，造就和促进欧洲铅印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最后是欧洲铅印、石印技术的反输，使中国印刷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外国人摸索铸制中文铅字的方法，有人称这种“用西洋制铜模铅字方法，制成汉字的铜模”的做法是“外孙回外婆家之开始”。[11]公元7至8世纪，唐朝正处于太平盛世，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文化科技方面都属我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它才有可能向世界各地输出包括造纸、印刷术在内的先进科技，而“欧洲在整个黑暗时代中，文化生活寂如死水，一旦和东方比较古老的文明接触，真是十分颠倒。这场斗争，对欧洲发生的影响超过于东方的影响。”[12]公元15世纪，德国人谷登堡从事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的研究获得成功，把印刷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接着欧洲经历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超中国，西方人士向中国输入较先进的印刷术，推介用这些技术印刷出来的精美书籍和致力研究中文铅字，这是意料中事，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汤用彤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2]《汤用彤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3]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与佛教故事》。
[4]阮元《南怀仁传》，《畴人传》卷45.
[5]陈佳荣《古代中外航路应称为“丝瓷之路”》，香港《明报月刊》1991年7月号，第25页。
[6]杨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7]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21页。
[8]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9]朱亚非、刘文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第16页。
[10]陈申如等《试论明末清初耶苏会士的历史作用》。
[11]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4页。
[12][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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