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之有佛教，有典可考者，肇自西晋。而僧伽之最初来游百越者，则是慧皎在《梁高僧传》所记载的西晋沙门安世高，来广州解怨释结的因缘果报事实。
晋武帝太康三年（281年），梵僧迦摩罗于广州城中兴建三皈、仁王两座寺院。岭表伽蓝，自此始矣。然而广州-这座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里，停泊了一艘法界枢纽的宝船，它，就是久经沧桑的光孝禅寺！
广州光孝寺从东晋昙摩耶舍创建以来，一直在佛法之宏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将光孝寺与中国宗派佛学源流作一简略介绍。错漏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光孝寺与摄论俱舍宗
摄论宗，为我国十三宗（即俱舍宗、成实宗、地论宗、涅槃宗、摄论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之一。此宗依《摄大乘论》，主张无尘唯识之义，兼立九识义，倡对治阿梨耶识，证入阿摩罗无垢识之宗派……宣扬此宗之诸师，称为摄论师、摄大乘师，以陈真谛为开祖。
真谛大师在梁大同元年（546年）到南海（广州），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欲还西域的真谛大师在大海中由风向转变，又漂回到广州。
天嘉四年（563年）在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译《摄大乘论》三卷，世亲释论十二卷，同时宣讲，并撰疏八卷。又别译《决定藏论》、《三无性论》、《转识论》，制《九识义记》等，成一家之说。门人慧恺、道尼、法泰等均有所成。及道尼弟子道岳、智光、慧休等，随其师于隋开皇十年（590年）奉敕入长安讲学。
《摄大乘论》前后有北魏佛陀扇多、陈代真谛、唐代玄奘三译，又别有隋代达摩笈多、行矩等共译之摄大乘论释论中所揭之论文及西藏译本，此宗唯以真谛所译为正所依。
真谛个人，虽广出众经而偏宗摄论，所以在陈光大二年（568年）十一月，值他的高足慧恺病卒，遂与法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发愿弘传《摄大乘》和《俱舍》二论，使无断绝。
摄论宗在隋时，在长安由於昙迁的大力宣传，使《摄论》的研究，蔚为风尚。
从学《摄论》的昙延、慧琳、玄琬、道英等，这些人都兼习《地论》，会通讲说，《摄论》研习的风气就更盛了。
摄论之学在唐初还是十分兴盛的。
后来玄奘大师重译《摄论》，不论文字上还是义理上都比以前完备，《摄论》各家师说便为玄奘一系所淘汰。
摄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形成比较早的一个宗派，虽然在唯识宗出现后便退出了主演的角色，但是它丰富了佛法义理，为后来盛唐时佛教奠定了基础。
如果追流溯源，制旨寺（今光孝寺）便是摄论宗之祖庭了。
俱舍宗，是依《俱舍论》而立的小乘宗派，为我国十三宗之一，其学者被称为俱舍师。初由世亲入迦湿弥罗国学毗婆沙之义，其后根据大毗婆沙伦，及参酌经量部之义，造《阿毗达摩俱舍论》，批判说一切有部传统之说。
陈天嘉五年（564年），真谛大师在制止寺传译《阿昆达摩俱舍释论》，同时作详细讲解，弟子记录成《义疏》，到闰十月译成讲毕，共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
天嘉七年（566年）二月，又应请重译再讲，光大元年（567年）十二月完毕，前后皆慧恺笔受，这就是现行的《阿毗达摩俱舍释论》二十二卷，通称旧论。
弟子中以慧恺弘传《俱舍》之学为最。
真谛圆寂后，弘学《俱舍》的有道尼，道岳、慧净、僧辩、玄会、智实等人。
著名的唐玄奘法师（600-664年），早年也曾在长安从道岳学《俱舍》，后往印度求法，中途在缚喝国向小乘三藏法师般若羯罗咨询《俱舍》疑义，得其精到的解答。又在迦湿弥罗国听僧称讲《俱舍》，后来又就戒贤论师决疑。回国后，以真谛所译《俱舍》，“方言未融，时有舛错”又“义多缺”，遂于651年五月在大慈恩寺重译此论。到654年译毕，题名《阿毗达摩俱舍论》三十卷，世称新论。他的门下的学者神泰、普光、法宝分别对《俱舍》作疏，各三十卷（新《俱舍论》译出后，神泰作《俱舍论疏》，普光作《俱舍论记》，法宝作《俱舍论疏》），世称俱舍三大家，替代了旧《俱舍》真谛、慧恺、道岳的系统，旧《俱舍疏》因而失传。
真谛大师在制止寺译讲《俱舍》后，一时间传习成风，一时间影响着佛法传播的潮流。
旧《俱舍》译讲在制止寺，这么看来，俱舍宗的祖庭也是今天的光孝寺了。

光孝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