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远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一个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军，……一军处番禺之都”。[1]“番禺之都”就是今天的广州，当时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外国商品进口的重要港口。秦始皇进军岭南时，为了解决军事给养问题，在广西开凿了举世闻名的运河，名为“灵渠”。灵渠北通湘江，湘江直通长江。南入漓江、桂江贯通珠江，直达广州。这条出于军事目的开凿的灵渠，其意义远远超过军事，后来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文试图探索一下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
一、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可以分为水陆两路，陆路以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著称，水路则为“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全省海岸线长达8400多公里，内通全国沿海各地，外通世界诸国。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由广州出发，经南海南下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海上贸易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其历史之悠久，为世界所仅见。广州就是这条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出发点。中国出口的丝绸、瓷器等，由广州出发，运至南海诸国，又经印度洋入阿拉伯海至大食。外国进口的货物，也以广州为集散地。范晔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2]。在广州出土的汉墓中，有陶船模型、锚、舵等，是广州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物证。又汉墓出土的托灯佣，并非汉人，而是外国人。在沙捞越发现过汉代五铢钱，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出土过中国瓷器，这些应为当时由广州出口的遗物。
第二，“广州通海夷道”是古代出口主干道。
据唐朝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唐朝对外贸易有7条主要交通线，而以“广州通海夷道”为主干道。《皇华四达记》已佚，但在《新唐书•地理志》有记载。“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港起航，南行至珠江口屯门，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抵达越南东南部海面，再南下越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由此东南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到巴格达。[3]“广州通海夷道”是16世纪以前亚非各国最长的水路航道，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途经大小一百多国。李肇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 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4]可见当时外贸船只驶广州港的热闹场面。唐朝宰相陆贽说：“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本辏”。[5]当时广州享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盛誉。唐代诗人韩愈曾贬潮州，开始认为广东为落后地区，南下后看到广州与外国贸易十分发达，惊叹说：“若耽浮罗（朝鲜的新罗）、流求（今冲绳）、毛人夷亶之州（日本）、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真腊（柬埔寨）、干陀利（苏门答腊）之际，东南际天以万数……外国之货日至，珠玑、象犀、瑇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6]这里除了前面三地不属“广州通海夷道”，其余都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贸易伙伴。据《羊城古钞》说，唐朝最多时，外商来广州高达80万，这可能有点夸大，但也说明当时广州在外贸的重要地位。《旧唐书•李勉传》就说当时每年来广州外贸船只有4千艘。
第三，广州首设“市舶司”。
《粤海关志》卷二云：“市舶其设官也，肇于唐；其立制也，备于宋。”又说：“市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之……后于广州设结好使，每番舶至则审事，宜以闻时。”据此，则广州为最早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唐代建都长安，最大的外贸港口却在广州，距首都数千公里，为了加强外贸管理，遂在广州设市舶司。
广州市舶司建于何时呢？据《新唐书•柳泽传》云：“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据此，则广州市舶司当开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下诏云：“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怨嗟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深。深虑远人未安，率税尤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7]这说明唐朝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曾下诏广州市舶司，要保护外商权益，不得随便增加税收。由于广州是外贸重要港口，当时到广州做官视为“肥缺”。据有关记载，唐朝自开元以降，除了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卢奂四人在广州做官时，有廉洁的美誉外，其他不少官员贪赃枉法，侵害外商利益，激起外商反抗。如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癸已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8]
宋朝时进一步完善市舶司建制。如唐朝市舶司多为兼任，宋朝则为专职。朱彧说：“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9]说广州市舶司设在珠江边，但“海山楼”、“小海”今已不存，一时难以考定。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宋城的广州城南，相当于今天广州泰康路、万福路一带，宋朝的市舶司设在这里。为了防止贪赃枉法，宋朝规定市舶司官员不得参预外商做生意。有一年外船来广州少了，朝廷十分重视，竟遣使到外国招商，并给外商享受优惠政策。
宋朝广州对外贸易大大超过唐朝。南宋洪适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番、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奌不能计。”[10]据赵汝适《诸蕃志》所载统计，与宋朝有贸易关系多达50多国，包括今天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埃及、索马里、坦桑尼亚、伊拉克、叙利亚、孟加拉、印度、锡兰、印尼、文莱、马来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等等。周去非说：“诸藩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泛指阿拉伯半岛国家），其次阇婆国（一名莆家龙，印尼爪哇中部），其次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东部），其次乃诸国耳。”[11]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置市舶使广州……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12]则说明宋朝刚立国，就锐意发展海外贸易，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在史书中有“番禺宝货所聚”，[13]“知广州……珍货大集”，[14]“南海饶宝货”，[15]“番禺宝货雄富”，[16]“广州宝贝丛揍”[17]等记载。可见广州是宋朝进出口的重要港口。
二、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既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它起过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三点：
第一，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的特点。由于广州长期为中国重要外贸港口，在与外国的贸易中，也传入外国的文化习俗。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分陆、海两路，广州是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初地。三国时广州属吴国，吴会稽王孙亮五凤二年（225），把西域僧人支疆栗接到广州译《法华三昧经》，这是佛教传入广州的最早记载。梁朝大通元年（527），南天竺高僧达摩来广州，他从广州西关上岸这个地方称为“西来初地”，后人为了纪念达摩，在这里建了西来庵，即今华林寺。达摩是佛教祥宗始祖，六传到六祖惠能，开创了南派禅宗。惠能在韶州宝林寺（南华寺）驻锡，但他的落发却在广州，今广州光孝寺铁塔就是惠能的发塔。
伊斯兰教的传入，也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唐朝时由于到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为了照顾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同时以免蕃汉杂处引起矛盾，特设立一个外国人居住的社区，称为“蕃坊”。阿拉伯商人为了进行宗教活动，在广州建清真寺，名叫怀圣寺，寺内有光塔，俗称光塔寺。光塔是阿拉伯式的建筑，“白云之麓，坡山之隈，存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砾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也传自李唐迄今。”[18]
天主教也是由海路传入广州的。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天主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由水路登陆，企图入内地传教，未被批准，客死于上川岛。过了30多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广州，后至肇庆创建仙花寺，这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堂。由于广州在历史上的开放性特点，通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兼容性特点。汉唐以来，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以及西方天主教文化就在广州地区落地生根，与本土文化和平共处，使岭南文化溶铸出中西文化特色。
第二，造就了岭南文化重商性的倾向。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推行“崇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政策，“士农工商”社会地位的排列，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这种重农抑商的倾向，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由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的地位，到唐朝已形成著名的进出口通商港口。清朝乾隆年间实行“闭关政策”，只开放广州一个港口。这种长期商贸熏陶，造就了岭南文化的重商倾向。屈大均说：“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民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于贾固无别也，贾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19]这种情况出现在清朝初年，应该是很特殊的。屈大均又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在赢利”。[20]商人财大气粗，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如北方望族，多为世代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广州的望族，却与商业结了不解之缘，如嘉庆年间广州四大望族潘、卢、伍、叶，都是商人，富甲一方。商人可以“获大赢利”，成为人们欲望的偶像，这就制约了岭南人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岭南文化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迈进。
第三，形成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由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给岭南文化带来了开放性特征，中国的儒学、四大发明、丝茶瓷器，通过广州传播到外国，外国的文化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汉朝以来，广东就从国外引进茉莉花、素馨花、海枣、古度树、底称实、芒果、菠萝蜜、番石榴、番荔枝、花生、玉米、烟草、番薯等，丰富了岭南的花果木和农作物的种类。[21]世界三大宗教的传入，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近代西医西药的传入，也以广州为桥梁。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特色。如“广彩”的绘画，吸收了西洋的技法。岭南建筑艺术，也吸收了西方建筑风格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亨特《旧中国杂记》中，就说清代广州富商园林，采用大理石地板和大理石圆柱，吸收了西洋建筑艺术。岭南画派就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技法和吸收了外国绘画艺术，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独特风格的画派。由于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使岭南文化在近代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毛泽东说过近代四位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其中三位是广东人。广东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在广州建立的，这都说明在近现代，广州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重要。开放改革以来，广东更以得天时地利，率先在经济上起飞，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四小龙”。
WTO的大门，已向神州大地开放。广州将继承和发扬“海上丝绸之路”的优良传统，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淮南子》卷18《人间训》。
[2]《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参见《广州百科全书》第310页。
[4]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5]陆贽：《陆宣公奏议》。
[6]韩愈：《送郑尚书序》。
[7]《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8]《资治通鉴》卷220《唐纪36》。
[9]朱彧：《萍洲可谈》。
[10]洪适：《盘洲文集》卷引《师吴堂记》。
[11]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
[12]《宋史•食货志》。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真宗景德四年七月甲戌》。
[14][15][16][17]《宋史》卷289《马亮传》；卷343《蒋之奇传》；卷466《张继能传》；卷472《蔡京传》。
[18]元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寺记》。
[19]《广东新语》卷9，《屈大均全集》第4册，第277页。
[20]《广东新语》卷14，《屈大均全集》第4册，第335-336页。
[21]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第9页。

广州 海上丝绸之路 地位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