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广东的古代青铜器很少得到发现，30年代曾经在香港和粤东发现青铜器，但未引起考古界的重视。学术界对于先秦时期的南越社会是否有过青铜文化表示怀疑，对岭南有没有经历青铜文化时期的问题，有过探讨和争论。
此后几十年中，在广东发现多处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至20世纪80年代，发现青铜器的地区己扩展到粤中、粤北和粤西。出土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达788件。由此证明了广东在石器时代之后确曾有过一个独立的青铜器时代。约在商代中晚期，广东地区开始有了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但早期青铜器的数量很少，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南越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今发现的青铜器，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墓葬的随葬品，主要出土于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也包括佛山、广州和香港地区。
在广东发现的青铜器，从造型、纹饰特征分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少数器物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二是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与长江流域地区出土的楚国同类器物相似；三是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越式青铜器。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先秦遗存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也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广州东北郊萝冈镇暹岗发现青铜戈、短剑、刀以及方筒卷角形铜饰，遗址年代为春秋时期；在从化吕田吕新村高顶湾出土战国时期铜钺；在增城镇龙汤村、石滩岗贝村天麻山出土战国铜钟，西瓜岭出土战国青铜刻刀。环珠江口地区青铜器发现更多一些。
更为可贵的是，集中于环珠江口发现了一些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据不完全统计，香港9处、珠海6处、中山1处，此外，惠阳、揭西、乐昌各1处。铸器种类有斧、铖、铲、凿、钩、镞等。香港的一些遗址还发现了铜渣等铸铜遗迹。1999年在增城石滩镇围岭遗址出土有铸铜石范，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表明珠江三角洲先民至少在商代中晚期就开始学习铸造青铜器，这为岭南青铜器时期的肇始阶段提供了新的佐证。广州暹岗出土人面弓形格剑，与香港大屿山石壁出土剑相同。广州暹岗出土的短胡四穿戈，与深圳大梅沙和香港发现的铜戈相似。增城西瓜岭、深圳大梅沙出土的刮刀，在香港有更多发现。由此可知，当时广东各地特别是环珠江口地区己开始出现了青铜铸造业。广泛吸收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因素，已经超越了单纯模仿的初期阶段，其铸造水平及装饰工艺都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形成了相同的青铜器类型和铸造技术，有独特的地文风格。表明了珠江三角洲是先民重要的聚居中心以及地区内部的密切联系。
青铜时代的广东己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仅显示出地位及财产悬殊的社会状态，而且中原奴隶社会用以维持等级社会秩序的礼器，特别是鼎、钟、牙璋等重要礼器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己不鲜见。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人首柱形器，也是一种礼器。鼎是祭祀的礼器，又是国之宝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青铜编种和鼎一样也是一种表示身份等级的仪仗礼器。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列鼎之制己明显被打破了。但能够以铜鼎和编种随葬的，其身份也是特别显贵的了。这些墓主很可能是在广东各地建立了“君侯小国”的越人统治者。大量的青铜兵器随葬，当然也是墓主身份与权力的标志。墓葬随葬品中兵器比重之大，反映了这一时期珠江流域军事活动的频繁。
粤中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物，石器占主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发掘中，甚至只见石器而不见青铜器。1999年为配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的建筑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在广州萝岗镇萝岗村马窿、龟岗和锥林岗都发现有南越国以前重要的聚居地点，出土不少陶器、石器，但未见有青铜器。2001年在广州番禺南沙鹿颈村发现距今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的遗存，出土大量陶器残片，还有以石、骨、蚌等质料制作的生产工具与装饰品近三百件，墓葬以4件陶器随葬。同年在增城石滩镇围岭发掘出相当于中原春秋时期的遗址，出土物中陶器占多数，还有一些石器和骨器。
岭南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是岭北的中原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向岭南渐次推进的结果。从遗址分布及出土文物情况表明，青铜文化传入岭南，至少有两条途径：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中原礼制在葬式上的突出表现，集中于西江流域，这是途径之一；环珠江口外的青铜器遗址以及所出土的铸铜石范，反映了青铜器文化传入的另一途径，青铜文化在商中期传入粤东，粤东的海丰距深圳只有100公里，海上往来更有可能。原本有着较为发达的石器文化的粤中地区，在青铜文化传入的前期，接受青铜文明的反应显得滞后，直至南越国时期，粤中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才得到较大发展。就目前所见到的粤中遗址的情况，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南越 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