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在现代生活中为每个人再所熟悉不过了，它似乎很自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历史上我国的玻璃工艺发展缓慢。清代后期的广州，一种蚀刻玻璃画被引进，并迅速融合当地特色，除用作当地的建筑装饰外，还作为当时的出口商品之一，出口到国外掀起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一个高潮。
一、 清以前中国的玻璃工艺
（一）中国玻璃工艺的发展
玻璃工艺开创于纪元前的埃及，纪元交界时期的罗马帝国丰富了玻璃工艺的技法。到了中古世纪的歌德时期，玻璃工艺技术发展至彩绘玻璃花窗上，这些彩绘玻璃都阐述着“神对于世人的爱、让黑暗远离的涵义”。13世纪威尼斯出现彩绘玻璃岛--慕拉诺岛。17、18世纪中欧黑森林出现波西米亚雕刻玻璃。19世纪玻璃工艺与建筑开始结合在一起[1]。
“从西方本位观点出发，玻璃在中国近三千年的经历实在令人费解。这个文明古国养育过历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一批工匠，制陶工艺、金属工艺、印刷术和纺织技术无不独领风骚，惟独在玻璃开发领域毫无建树可言。”[2]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始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除常见的珠、管之外，还有璧、环、璜等仿玉器作品，以及琉璃杯、剑饰、印章等。战国琉璃器有多种透明或不透明的色泽。琉璃珠上常有以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或多彩套色俗称“蜻蜓眼”的美丽花纹。其材料为铅钡玻璃质，与古代埃及、罗马的钠钙玻璃不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玻璃器皿和玻璃装饰品。其中有的是国内制造的，如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钵、葫芦瓶和玻璃珠、环之类。有的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器。如江苏南京象山7号墓、辽宁北票冯素弗墓、河北景县封氏墓群等出土的玻璃器物，均是罗马输入。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是由波斯输入中国的。
宋代与阿拉伯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从阿拉伯地区输入了大量的玻璃器，多为皇家贵族达官豪商所收贮使用。宋代自制玻璃器的产量很大，产地较广，品种较多，主要有缸、瓶、盆、葫芦、葡萄、灯、鸟形、钏杵、耳环、簪、珠等。经化验表明，多数属高铅玻璃。这一时期玻璃器的成型工艺有两种：①实心玻璃器，有珠、簪、坠等，其中玻璃珠的形制和色彩最为丰富，以单色珠为主，亦有少量变色珠，如蓝地孔雀蓝点珠等。②空心玻璃器以瓶为主。
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产地是山东益都颜神镇。在此地曾发现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炉址与残品，经检验表明，其钾钙含量较高，含铅量很低，属钾钙玻璃，与唐宋高铅玻璃已显著不同。新疆地区出土的玻璃瓶，以管吹制，浅緑透明，型制不规，可能是当地工匠吹制，这是从中东地区引进的新的玻璃制造技术。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
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
（二）玻璃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从中国古代的玻璃工艺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大约公元6世纪以前，中国广泛生产玻璃，汉代掌握了玻璃铸造术，能制造祭祀器具和首饰。中东发明玻璃吹制术之后大约五百年，中国引进这一技术，是为第二个重大转折。此后一千年，是一定数量的国内生产和大量进口相结合，进口渠道首先为罗马，嗣后有伊斯兰国家和欧洲。
我们再以故宫博物院院藏的玻璃器皿的具体数字为例：“故宫博物院藏古代玻璃器400余件。从藏品的时代看，战国到明清几乎不间断。其中絶大部分藏品为传世品，尤以清代玻璃制品所占比例最大，约占整个藏品的90%。清代玻璃器又分宫廷制造和民间制造两大系列，宫廷玻璃器占其中的3/4。”[3]明显地，清代的玻璃是现存的中国古代玻璃制作工艺水平的代表，特别是宫廷制造的玻璃，是造办处玻璃厂按照皇帝的谕旨为皇家制作，显示其最高的水平。即使是这样，这一时期的玻璃器皿的生产，也只是皇帝寻求“奇巧之物”，显示其藏尽天下宝物的理想驱使而进行的。
玻璃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究其原因，首先是国人对玻璃的态度，只是把玻璃看作珍惜物质的低贱替代品，玻璃的主要吸引力，是它可以便宜地模仿緑松石之类更珍贵的物质。其次，将陶瓷和玻璃比较，陶瓷便宜很多，非常适合于盛装热的液体。“一个饮茶的国度，不可能开发滥觞于罗马玻璃的那等精美的玻璃酒具”。[4]
中国人热衷于镜子，不过主要是高度抛光的铜镜，认为它具有魔力性质。至于窗户，已经有很不错的油纸再加上温和的气候，特别是南方，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存在制造玻璃窗的压力。
古代中国人了解许多玻璃技术，包括彩色和素色玻璃制造、玻璃吹制、铅和钡的使用。直到1670-1760年间，在耶稣会会士的推动下，才又爆发出真正的制造生产热情，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再次寂灭。所以，在公元800-1650年间的大部分时期，“正值伊斯兰国家以及后来西欧国家发展玻璃技术的高峰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发展玻璃技术。”[5]
二、 清代广州的玻璃生产
（一）清代前期广州的玻璃生产
从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于战争的破坏，“禁海令”、“迁界令”的颁布，广东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工艺美术方面亦不能幸免。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乾隆二年（1737）11月，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处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贸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幷且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间长达156年之久。广东的对外贸易处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全国各地的工艺品通过广州销往国外，外国的工艺品也通过广州传入中国。这使得广东的工艺美术发展得天独厚，走在全国的前列。
“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造办处建立玻璃厂，到乾隆朝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里，玻璃工艺生产在清宫玻璃厂爆发出短暂的热情。然而，嘉庆以后，玻璃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均大大降低，进入衰落期。”[6]
广州的玻璃工艺，在18世纪仍然不能自立生产制造，只能靠进口欧洲玻璃。英国人吉兰（Gillan）18世纪末跟随马戛尔尼（MacCartney）使团来到广州，他是这样描述玻璃制造业的凋敝：
“广东艺术家确在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然后将之舂烂，置于熔炉再度熔化；熔化时吹成大球或气泡，尔后切割为形状大小各异的玻璃块，主要用以制作小镜子和几样玩具。这是中国人目前制造的唯一一种玻璃。”他最后评论道：“以天然原料制造玻璃之道，他们似乎茫无所知，也未确知原料为何物。玻璃珠子和形形色色的玻璃钮子，均从欧洲的威尼斯等地进口。”[7]
由此我们可知当时广东的玻璃工艺处于初级水平，玻璃材料不能自己生产，甚至不知道制造玻璃的原材料，只是把从欧洲进口的玻璃珠子和纽子或搜集碎片，融化再制造成器皿。即使是这样，广州一直在生产玻璃和玻璃工艺的创造。
玻璃彩绘是构成广州18世纪玻璃制造业的主要角色。玻璃彩绘是在玻璃背面以精湛的画技和画艺作画，即mirror painting and reversed painting on the glass是那一时期中国贵重的大宗出口产品。彩绘技术很可能又是耶稣会会士传入中国，而用来彩绘的玻璃靠西方进口。
（二）清代后期--蚀刻玻璃画的出现
蚀刻玻璃画的兴起，一般介绍广东民间工艺的书籍往往以一句“蚀刻玻璃画是在清代末期由国外引进的工艺品种”来概括其起源。笔者在查阅多方书籍后，终于在《广州市志•卷五（上）》找到：
“清同治三十二年（1893年），一位广东籍姓黄的外交官，在美国学到玻璃刻画的工艺原理，他回广州进行试制，技术日趋成熟，其制品很受欢迎。后来他将技术传授给徒弟郭志泉。”
蚀刻玻璃画俗称蚀花玻璃，其工艺是采用化学制剂在彩色玻璃上蚀刻而成，即先在玻璃表面上平涂耐氢氟酸腐蚀的石蜡、松节油和柏油等溶液作为保护层，然后用针尖在上面刻绘图案纹饰，露出需蚀刻的部分。然后在需要蚀刻的部位注入用氢氟酸与硝酸或盐酸的混合液进行腐蚀。蚀刻完毕后将保护层去掉即可。蚀刻有浅蚀刻、深蚀刻和深纹蚀刻三种。
而大家所熟悉的广州西关的“满洲窗”，早在满族人进入广州西关以后就有了。传统的满洲窗形状是正方形的，做成一种垂直推拉窗，在木竖框内每隔一定距离安装一对装有软钢片弹簧机关，用以承托窗扇，使之可以上下提动。满洲窗采用多种多样构图的木棂（也称斗心），镶嵌着刻有图案的单面彩色玻璃。这些单面彩色玻璃早期都是从国外如法国等进口的，红色、蓝色的都很贵，金色更贵重。满洲窗的木料都是名贵的红木，从东南亚进口，当时的达贵官人、巨商富豪们为了显示富裕，都争相请工匠搞满洲窗。清代末期，当出现蚀刻玻璃画以后，并迅速取代早期的单面彩色玻璃。
需要说明的是，“满洲窗”包含两个方面的“引进”，一方面是满族人窗的形状和结构功能的引进；另一个方面是蚀刻玻璃画的引进，而蚀刻玻璃画由引进时开始已为本地生产制造，其风格和画的主题迅速本土化。
蚀刻玻璃画在其后的发展，《广州市志•卷五（上）》记载如下：
清末民国初期，郭志泉开办成业玻璃镜画公司，生意兴隆。民国7到27年（1918-1938年），他先后开办玻璃刻画公司六七家，从业人员100多名。其中，曾在永绍公司从艺的谈弼技艺较高，不论银光刻画或套色刻画，及山水花鸟、人物走兽、博古图案、金石书画，都制作得完美得体。当时岭南著名书画家居廉的作品，亦屡屡作为画稿而刻到玻璃上。抗日战争期间，该业各公司相继倒闭。抗战胜利结束后，只有明光公司勉强经营，因生意不景气，1949年停业。
1958年，泮溪、北园两大酒家因装饰需要，先后由谈弼制作一批玻璃刻画。
1962年，陈郁省长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发展该项工艺。同年6月，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进行玻璃刻画的研制，将谈弼从荔光制镜社调入该所，先后招收5名艺徒，并接受香港客商定货，开始批量生产。在研制过程中，工艺美术专家梁纪、李廉等参与创作，还得到市城建规划专家莫伯冶、莫俊英，著名书画家秦萼生、马国权等的指导，使玻璃刻画的技术和生产得到发展。随制作技术的提高，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如广东民间工艺馆收藏的套红色“蝴蝶萱草”、镀银彩“红色娘子军”；白云山双溪别墅和山庄别墅装饰的套红片花鸟画和仿徐悲鸿的水墨画“奔马”；广东迎宾馆，珠岛宾馆等的装饰玻璃刻画，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1965年，广州市二轻半工半读学校开办了玻璃刻画专业班，培养专门人才。
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该班停办，玻璃刻画也停业生产。1972年恢复办厂，同年10月制作大型座屏“海珠春晓”，送北京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获好评，并由国家收购作长期展览陈列。同年底，玻璃刻画生产被拨归南方玉雕厂管理，并增加艺徒18名以扩大生产。
1979年8月，被划入广州红木小件工艺厂。这时为桂林的榕湖饭店，旅游总公司制作了大量的玻璃刻画。新加坡和港澳商人亦纷纷前来订货，但原材料问题未能满足要求。
1984年以后，红木小件工艺厂再度并入广州木雕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从事玻璃刻画的技术人员相继离开。……
三、 蚀刻玻璃画的艺术特点
蚀刻玻璃画技术一经引进掌握，并能被广州艺人迅速吸收，融合本地的艺术特色，成为外销出口的重要产品，同时也满足本地人的需求。笔者所见蚀刻玻璃画，以广州西关部分民宅、泮溪酒家及广州市文物总店等存有较多，现以广州市文物总店的蚀刻玻璃画为例，看看蚀刻玻璃画的艺术创造特点。
同一时期或者是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艺术创造之间都存在技法和题材的借鉴和相互吸收的现象。蚀刻玻璃画的创造也一样借鉴很多绘画的因素，甚至可以说，蚀刻玻璃画的作品就如同绘画作品。难怪当时岭南著名书画家居廉的作品，屡屡作为画稿被“刻”到玻璃上。
蚀刻玻璃画的创造题材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山水人物。
第二类是花鸟走兽。
蚀刻玻璃画，特别是花鸟类的构图严格按照中国花鸟绘画的布局，在刻画动物细蜜的羽毛，树干的纹理等细节部分，能充分克服玻璃坚硬的材质，呈现如画一样生动的场景。

注释：
〔1〕 张夫也：《外国工艺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4〕〔5〕〔7〕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着：《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6〕张荣：《清宫造办处玻璃器综论》，张荣主编《清代故宫的玻璃器》，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夏爱华，广州市文物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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