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本身就是教派林立，在佛陀释迦牟尼逝世１００年之后，佛教内部对戒律和教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派别。基本的两派是大众部和上座部，其后大众部系统中产生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视以往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佛教，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中的各种教派。到南宗顿教创立之时，这些教宗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八宗。
应该说，在中国生根的印度各佛教教派，都融合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特别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孔孟儒学的浸染。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教派所根据的经典予以考察，一个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展现出来。在中国的这些地方各主要教派中，除了禅宗，几乎所有的其他佛教教宗都使用的是印度佛教经典。这些经典或由有汉文化根底的印度僧人译成汉语，像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最早传入的《四十二章经》那样；或者由有梵文功底的中国学者将经典译为中文，如唐玄奘西天取经翻译佛教经典《唯识三十论颂》那样。然而，就是在这浩如烟海的中国佛教经典中，独有那一部用中文话语来表述的经典，这就是南宗禅的经典《六祖坛经》。由禅宗六祖慧能讲述的这部经典，既“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佛教大师撰著的佛经，也是当之无愧的佛教大乘经典”。（《中国佛教文化名著》导言）。
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分量。如果说存在所谓中国式的佛教的话，一个仅仅只是呤颂梵文经典译文的中国佛教派别，它的中国式就不是那么地道。一个用本土语言，即用汉语表达的佛教经典，这个经典又是由本土人才创造的，由这个创造人来承传的，这才是地道的中国式佛教，真正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把这种中国的特色更为具体化，就是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佛教。而这种地域性色彩的中国式佛教一旦具有开放性，它又产生向中国其他地域，以至向世界辐射的功能。
肯定地说，岭南文化的土壤培育了南宗禅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论证这样一个命题是有足够理由的，我们已经在前面从地理位置和道家传统的角度有所涉及，现在我们稍微深入一些地来讨论产生南宗禅的岭南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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