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科学，古老即说他的前身--沿革地理学，专论一个地区行政建置，涉及山川、人口、物产、赋税、土地、风俗等，以《汉书〈地理志〉》为嚆矢，沿革地理历代不衰，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主体。而科学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演变而来，这主要是建国后，由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引入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英国利物浦大学达比（H.C.Darby）教授历史地理剖面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沿革地理改造为历史地理，归入地理学科范畴，成为现代科学一部分，属理科。故中国地理学会下设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结束了沿革地理属文科，为历史研究附属工具，依附于历史学局面。
历史地理既为理科，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则其承担任务不仅是如过去考证政区建置沿革等，而以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或景观原貌作为自己的科学任务。这个历史时期包括有人类活动以来，上溯自旧石器，下限中古、近古，时间跨度很长，而在实际上主要指全新世即1万年以来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地理环境的变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复原各断代地理环境，并提供一系列历史剖面[1]。
二、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地质时期和历史时期人类演化及其创造各种物质性质、特征及与之相关文化环境、遗迹遗址演化规律科学，为一门自然、人文和技术相交叉的边缘学科。考古既要准确鉴定器物、遗迹遗址性质，则必须弄清它们所在地理环境。只有把考古对象放在当时地理环境，才能正确判断其发生背景，认定其性质和特征，并作出科学合理解释。而复原这个地理环境，恰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基于此，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形成密不可分相邻学科关系。
三、历史地理学在广州秦汉考古中作用
秦汉是广州建城之始。此前有所谓周代建城“楚亭（庭）说”（五羊说），“南武说”等，皆属传说性质，缺乏考古证据而被否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岭南被平定，归入秦王朝版图，并在番禺（今广州）设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广州才正式建城，这一年成为广州城市的起点和以后城庆计算的开端时间。正因为秦汉对广州城市有奠基作用，故其考古工作十分重要和有效，许多有价值的城市遗迹遗址，象岗山南越王墓这样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也是这个时期的考古成就。
试以广州秦汉船台考古为例，即可明白历史地理学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75年，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内， 发现所谓秦代（后改秦汉）造船工场，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初，与船台相邻公园内，发现南越国王宫御苑遗址，内有石构曲渠、石池、水井等。到2000年试掘，又出土石柱础、板瓦、筒瓦、万岁瓦当等，被公认为南越国官署（后统一为官署）遗址，后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几乎在同一地点差不多同一时代，出现船台和官署两只性质不同、很难相容的文物保护单位，令全国上下惊愕不已。“船台说”和“宫殿说”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争论不休，目前仍未止息。
是非曲直如何，不管“船台说”还是“宫殿说”，所持考古证据怎样，两者都离不开它们存在的地理环境，于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即复原秦汉时广州地理环境，孰是孰非，昭然揭晓。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吴壮达、曾昭璇、李平日、黄少敏，考古学者黄文宽、杨豪，文史学者陈泽泓、罗雨林，以及一大批古建筑学者、造船史学者等，皆持反对态度，彻底否定“船台说”。历史地理学提供科学依据如下：
1.据对中山四路一带历史地理环境研究结果，秦汉时这一带取样得到的化石硅藻为淡水种属，排除这一带为珠江河滩或海潮可到达此，即纯为陆地环境。又出土贝类经14C年代测定，战国时广州淡咸水交界在今大南路附近，距中山四路约550米。这个界线在战国至秦汉在今大德路，距中山四路约600米。中山四路一带当时既为陆地而不是珠江岸线所在，这个地理环境不可能造船，也就为常识[2]。
2.1996-1998年在广州地铁施工中，惠福东路大佛寺附近（今光明广场）发现汉代水关（今已辟为文物景点，供游人观赏）。其上当为城墙，既惠福东路一带为汉代城墙所在，则秦汉船台应在城内。如众所周知，在城内不可能造船，这更完全排除了城内存在船台的可能性。
3.中国古代城市规则制度，皆遵守《周礼•考工记》所定中轴对称、皇权至上原则，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制度。北京路作为广州传统中轴线为一个不争事实，而船台侧已发现南越国官署遗址。按皇城布局制度，官署旁边根本不可能造船。
4.后来广州城市发展显示，广州一直以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省财政厅一带为核心，向四周发展。今北京路千年古道，文化层堆积，为广州城市档案，也是广州城市环境变迁记载。也就是说，广州城市在选定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省财政厅一带为最初城址以后，即随着此后珠江岸线不断南移而朝同一方向拓展。珠江因为北岸沉积而造就大片土地供城市发展需要， 江面也变得越来越窄。设想秦汉时珠江岸线在中山四路一带，则那里应是一片汪洋，城市居民只能住在越秀山或其他高地上。即按珠江北岸历史沉积速度，也不可能造出如今所见大片城市用地，使广州自唐代起就有上百万人口，以后更发展为世界性经济大都会。由此反观，秦汉时中山四路一线应是陆地环境无疑，也就不可能在此建立船台[3]。
船台与官署两类性质完全不同建筑不可能共存于一地，更不会毗邻。现今几乎所有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山四路、儿童公园一带为南越国官署遗址，船台遗址说只限于个别支持者。溯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船台”至今，争论已经30多年，虽正反两方，各不相让，但争论一个焦点是秦汉时广州地理环境问题。历史地理学对这一带研究结果，否定其为海洋环境，也不是珠江岸线所在，这使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更年青学科的巨大生命力和不可替代作用。
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应从历史地理学得到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使自己工作更有成效；同样地，历史地理学要借助于考古研究成果，为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提供可靠证据。两门学科携手并进，共同推动和发展，其前景当更可预期。
注释：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页4-7。
[2]李平日：《从宏观环境质疑“船台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页201-203。
[3]司徒尚纪、李燕：《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历史地理初探》，同[2]，页230-231。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科学，古老即说他的前身--沿革地理学，专论一个地区行政建置，涉及山川、人口、物产、赋税、土地、风俗等，以《汉书〈地理志〉》为嚆矢，沿革地理历代不衰，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主体。而科学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演变而来，这主要是建国后，由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引入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英国利物浦大学达比（H.C.Darby）教授历史地理剖面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沿革地理改造为历史地理，归入地理学科范畴，成为现代科学一部分，属理科。故中国地理学会下设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结束了沿革地理属文科，为历史研究附属工具，依附于历史学局面。
历史地理既为理科，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则其承担任务不仅是如过去考证政区建置沿革等，而以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或景观原貌作为自己的科学任务。这个历史时期包括有人类活动以来，上溯自旧石器，下限中古、近古，时间跨度很长，而在实际上主要指全新世即1万年以来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地理环境的变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复原各断代地理环境，并提供一系列历史剖面[1]。
二、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地质时期和历史时期人类演化及其创造各种物质性质、特征及与之相关文化环境、遗迹遗址演化规律科学，为一门自然、人文和技术相交叉的边缘学科。考古既要准确鉴定器物、遗迹遗址性质，则必须弄清它们所在地理环境。只有把考古对象放在当时地理环境，才能正确判断其发生背景，认定其性质和特征，并作出科学合理解释。而复原这个地理环境，恰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基于此，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形成密不可分相邻学科关系。
三、历史地理学在广州秦汉考古中作用
秦汉是广州建城之始。此前有所谓周代建城“楚亭（庭）说”（五羊说），“南武说”等，皆属传说性质，缺乏考古证据而被否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岭南被平定，归入秦王朝版图，并在番禺（今广州）设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广州才正式建城，这一年成为广州城市的起点和以后城庆计算的开端时间。正因为秦汉对广州城市有奠基作用，故其考古工作十分重要和有效，许多有价值的城市遗迹遗址，象岗山南越王墓这样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也是这个时期的考古成就。
试以广州秦汉船台考古为例，即可明白历史地理学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75年，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内， 发现所谓秦代（后改秦汉）造船工场，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初，与船台相邻公园内，发现南越国王宫御苑遗址，内有石构曲渠、石池、水井等。到2000年试掘，又出土石柱础、板瓦、筒瓦、万岁瓦当等，被公认为南越国官署（后统一为官署）遗址，后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几乎在同一地点差不多同一时代，出现船台和官署两只性质不同、很难相容的文物保护单位，令全国上下惊愕不已。“船台说”和“宫殿说”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争论不休，目前仍未止息。
是非曲直如何，不管“船台说”还是“宫殿说”，所持考古证据怎样，两者都离不开它们存在的地理环境，于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即复原秦汉时广州地理环境，孰是孰非，昭然揭晓。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吴壮达、曾昭璇、李平日、黄少敏，考古学者黄文宽、杨豪，文史学者陈泽泓、罗雨林，以及一大批古建筑学者、造船史学者等，皆持反对态度，彻底否定“船台说”。历史地理学提供科学依据如下：
1.据对中山四路一带历史地理环境研究结果，秦汉时这一带取样得到的化石硅藻为淡水种属，排除这一带为珠江河滩或海潮可到达此，即纯为陆地环境。又出土贝类经14C年代测定，战国时广州淡咸水交界在今大南路附近，距中山四路约550米。这个界线在战国至秦汉在今大德路，距中山四路约600米。中山四路一带当时既为陆地而不是珠江岸线所在，这个地理环境不可能造船，也就为常识[2]。
2.1996-1998年在广州地铁施工中，惠福东路大佛寺附近（今光明广场）发现汉代水关（今已辟为文物景点，供游人观赏）。其上当为城墙，既惠福东路一带为汉代城墙所在，则秦汉船台应在城内。如众所周知，在城内不可能造船，这更完全排除了城内存在船台的可能性。
3.中国古代城市规则制度，皆遵守《周礼•考工记》所定中轴对称、皇权至上原则，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制度。北京路作为广州传统中轴线为一个不争事实，而船台侧已发现南越国官署遗址。按皇城布局制度，官署旁边根本不可能造船。
4.后来广州城市发展显示，广州一直以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省财政厅一带为核心，向四周发展。今北京路千年古道，文化层堆积，为广州城市档案，也是广州城市环境变迁记载。也就是说，广州城市在选定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省财政厅一带为最初城址以后，即随着此后珠江岸线不断南移而朝同一方向拓展。珠江因为北岸沉积而造就大片土地供城市发展需要， 江面也变得越来越窄。设想秦汉时珠江岸线在中山四路一带，则那里应是一片汪洋，城市居民只能住在越秀山或其他高地上。即按珠江北岸历史沉积速度，也不可能造出如今所见大片城市用地，使广州自唐代起就有上百万人口，以后更发展为世界性经济大都会。由此反观，秦汉时中山四路一线应是陆地环境无疑，也就不可能在此建立船台[3]。
船台与官署两类性质完全不同建筑不可能共存于一地，更不会毗邻。现今几乎所有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山四路、儿童公园一带为南越国官署遗址，船台遗址说只限于个别支持者。溯自上世纪70年代发现“船台”至今，争论已经30多年，虽正反两方，各不相让，但争论一个焦点是秦汉时广州地理环境问题。历史地理学对这一带研究结果，否定其为海洋环境，也不是珠江岸线所在，这使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更年青学科的巨大生命力和不可替代作用。
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应从历史地理学得到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使自己工作更有成效；同样地，历史地理学要借助于考古研究成果，为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提供可靠证据。两门学科携手并进，共同推动和发展，其前景当更可预期。
注释：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页4-7。
[2]李平日：《从宏观环境质疑“船台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页201-203。
[3]司徒尚纪、李燕：《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历史地理初探》，同[2]，页230-231。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文献资料来源：2009年8月 摘自《岭南考古研究（8）》
作者：司徒尚纪
索取号：K872.65-53/1/8
本馆校对：黄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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